国学经典——南怀瑾先生专辑

《大学》《中庸》《佛律与国法》

老师于一九八八年移居香港后，头几年忙于金温铁路的事，又忙于其他投资的事，在香港成立了联盈公司，总经理是李素美，所以许多实际工作的执行，也就落到李素美肩上了。她经常奔波各地，十分辛劳，本来她是身体较弱的一个人，后来竟变成了一个女强人。

但老师心中所系，仍是中华民族的根，也就是文化。在我的印象中，老师有时是随缘做事，不太强求的，但是就在王震义先生走后，老师忽然谈起有关《大学》的事。

老师慨叹的说，对佛学的讲解，已经够多了，对于道家的学术也讲了不少，但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儒家四书，只出版了《论语别裁》及《孟子旁通》。而最重要的《大学》及《中庸》，还没有著述。另外道家重要著作《老子》，也只出版了上半部。所以老师说，希望快些把《大学》讲完出版，《中庸》也讲完出版，再把《老子》下半部整理好出版，然后把《孟子》全部讲完出版，这样就完成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责任已了，以后就可以无所牵挂了。

听到老师如此严肃的叙述使命感，既喜且忧。喜的是老师决心要做这些事，都是大家极企盼的；忧的是，老师已经是忙得不可开交，各地访客如云，读者来信堆积如山，外加铁路的事，数不清的各种事，如何抽得出时间来讲呢?

说到这里就想到《老子他说》一书所引起的事。这本书出版后，受到极大的欢迎，许多读者，就急于看到下册。老古公司常常接到询问的电话，有时还有激烈热情的读者，打电话来骂，说：“你们骗人，只出上册不出下册，拖了这么多年，再不出版下册，我们就把上册退还给你们，以示抗议”云云。

老师心中最急于出版的，是讲《大学》的稿子。事实上，已讲过不少次了，每次都由不同的人记录，但整理出来又不甚理想，总感觉讲得不太满意。

这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在香港讲课是小班听众，人数不多，所以讲来讲去，难以充分发挥。

老师讲课有个特点，听众越多，讲得越有精神，也越是精彩；后来我建议老师还是亲自动笔写罢。

老师真的自己动笔了。第二年(九七年)三月，当我又到香港时，老师已经写了不少，都是夜深人静时动笔写的，每夜两千字，第二天由宏忍师打字输入电脑。

老师亲手撰写的工作，一共进行了一年，除了宏忍师打字外，谢锦扬及欧阳哲，也忙着从书堆中翻找老师要的资料。这两人也因此学了不少。

到了秋天，我与周勋男从海口回到香港时，老师就把稿子交给周勋男，要他从事核校及编辑的工作。因为全文写得时间太长，可能有前后重复或疏漏之处，一切都由周勋男负责了。

周勋男带着稿子回台湾，认真工作起来，又花了半年功夫才校订完毕，终于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出版了，书名为《原本大学微言》。

在大陆同步印行简体字出版的，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说起来也是因为战略基金会同仁们的再三催请，才积极推动老师，完成了这项工作。

当我写此文时，《原本大学微言》已出版了一年，而老师的另一著作《中庸》讲述，也已完成了初稿。依样画葫芦，希望年底可以问世。

在老师致力这些工作时，同时也推动了一本佛教戒律探讨的书籍的诞生。因为佛教的戒律，自从唐代道宣创立“南山律宗”后，只有北宋元照法师着力过，此后千多年来，就未有人作深入而全面的探讨了。有人说，佛门对戒律，不是糊里糊涂，便是照本宣科。其实，戒律是佛教的根本和生命所系，所以佛说：“毗尼长在，佛法长住”。毗尼即是戒律的梵语音译，意思是戒律存在，佛法自然存在；所以佛灭时告诫弟子，今后必须“以戒为师”。

但戒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与人类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除了一些基本戒条，许多规定可能因时代而变更，因方便而修正，同时也要与国家的法律相呼应。

在这方面天主教主就比较合理。例如以往的修女穿戴十分严密，二十多年前，罗马教廷就研究修改，修女可以穿普通人的服装，简单庄重，不要花俏即可。反观佛门的服装，历千年而不变，就是因为没有人研究戒律，故尔不能使有关规定符合时代所需之故。

二十多年前，南老师在《民族晚报》上看到一个连载的专栏，名为“古今法律谈”，认为它把古今中外的法律融为一体的写法很好。不久专栏的作者来见南老师，他原是毕业于政治大学法律硕士班的劳政武，是个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自此劳先生便常到南老师处请教。老师希望他用现代法学及西洋伦理学的眼光，去研究佛律。但劳政武多年来一直困在政治的是是非非中，又办了一个政论刊物，十多年来脱身不得。

一九九三年，他听从南老师的话，回台北迅速把刊物停掉了，到香港去长住，一边在广东开平故乡办一个“凤仪实验观光农场”，一边在南老师任过院长的“能仁书院”念博士班，目的就是要专心研究佛门戒律。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了五年，终于完成一部四十万字的博士论文《戒律学原理》。老师对他的认真努力十分感动，因为这个时代，人人追求近利，谁肯下功夫在这种学术上呢?但是这种研讨，对佛教的关系实在太大，也实在太重要了。

这本书重要之处还在于：它不只是就戒律而言戒律，而是把佛教大小乘戒律作一全面的研讨，形成了中国“佛教法理学”(Buddhist

Jurisprudence  China)，而且与历代中国朝廷的法规关系作了融通性的比较。这本书已于一九九九年三月由台北“老古”公司出版，书名则稍作变动为《佛律与国法——戒律学原理》。

劳先生对戒律的研究并未停止，以后还要继续作更深入及细节的研讨。他打算仿效《罗马法大全》(Corpus Iursi  CiviliS)，研究出一套《中国佛教戒律学大全》来。南老师很高兴，并希望更多佛教界的人士，参与研究。因此，老师特别为《戒律学原理》写了一篇序文(摭言)，也表达了老师的佛教戒律思想。

可叹之人

自从一九九0年起，老师的著术在大陆陆续出版已有二十多种，反应热烈的也有，善意批评的也有，吹毛求疵的也有。但最令人伤脑筋的，是佛学书籍引发的反应。

忽然大量涌进来给老师的信件，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要拜师求道，希望快点大彻大悟的人所为。这可能反映了两个社会现象：

其一是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忽然看到此类的书籍，倍感新奇，造成了一种文化冲击。

文化冲击是美国人喜欢说的。一些留学台湾的美国青年，一两年后回到美国，就感觉社会有了变迁，对自己是一个文化冲击，可见世界上的事变化得太快。

所以台湾的书籍，对大陆读者造成了某种冲击，也是很自然的。而大陆的文学作品引进台湾时，同样也有此现象。

其二是人们对现实的不满，盼望自己成佛可以为所欲为，基本上，这是属于不健康的想法。也有些人是诚心学佛，但是求好之心太切，想拜个老师，立刻点石成金才好。

总之，五花八门，各种想法都有。所以老师感叹不已，有一天竟然说：

“真不该讲那么多佛法，反而使许多人沉迷，而忽略了做人的根本。”

老师希望人人先重视儒家的道理，不但能知道，也能做到，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既不损人利己，也不假公济私，社会上多了公而无私的人，社会自然安定祥和。

无奈，许多热爱学佛学道的人们，却往往假公济私而不自知。

有一次，一个青年从大陆打电话到老古公司，一定要拜南先生为师。我再三解释，南先生并不收什么徒弟，南先生要讲的，在书中都有了。

这个青年仍不甘心，纠缠不休。不得已，我就问他用的是什么电话?他说是单位的电话。我立刻坦白的对他说：

“打长途电话是很贵的，你私人的事，要单位替你付电话费，似乎不大合理吧!这是学佛的第一条戒，戒贪。”

后来对许多公家电话打过来的人们，我都是这样不客气的提醒他们。可见人们一般都忽略了这些修德的基本。刘备有句话：“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就是针对这些微末细节的小恶而提醒众人的。

吃的趣事

从前老师在台湾的时候，我只是偶而在老师处与大家一同吃饭。那时是江嫂做菜，做什么吃什么。只是老师睡得晚，到了十点多，下了课，多半要吃一些点心。

老师爱吃附近永康街的上海“蟹壳黄”。后来老师由美国到了香港，许多从台湾去看老师的人，都带了蟹壳黄去。有一次蟹壳黄太多了，一时没有吃完，竟然长了霉点，从此再也没有人带了。

老师到了香港以后，我来往比较频繁，与老师一起吃饭的机会也多了起来。

为了避免耗时的应酬，老师原则是不接受邀请出外用餐的。来访的宾客们，多是约在老师这里晚餐晤谈，所以餐桌上常遇见各路来客。他们之中有大学校长、党政要员、企业界大亨、专家教授、青年学子、出家人等等，籍贯更是台、港、大陆，海内海外，还有很多外国人士。

所以准备晚餐是一个大工程，必须有极大的弹性，因为原以为只有一桌人吃饭，临时又来了很多人，突然要准备两桌，甚至更多。

会应付这个局面的，有阿如(余正如)及欧阳哲，他们都是高手。

但是阿如学了针灸，要到处去义诊，时常不在香港；欧阳哲也忙着办公室的外勤工作。现在虽有固定的厨娘，但一周规定休息两天，这两天就要人客串大师傅了。

广东厨娘的烹任不去多谈，好多次我遇上做菜的人，是阿如及欧阳。

老师吃饭很随缘，给备餐的人绝对自由。

饭好了，老师坐下来，看一看菜肴，过了一会就说：

“有没有豆腐乳啊?”

老师要豆腐乳配稀饭了，好像满桌的菜不合口味。

其实，老师并不是挑三捡四，因为全部假牙之故，有些食物不容易嚼，有时是肠胃不空，不适合吃，所以就改为豆腐乳配稀饭了。

老师对饭食注重调节，他习惯吃花生米，且是自家厨房用盐炒的，保持花生的自然原味。一般来说，老师饭食少，适可而止。

行廉姐曾告诉我，当老师从前每周六在杨委员家给众人讲经，晚餐是杨府上准备的精美上席，行廉姐也是听讲中的一个。她说，那么好的一桌菜，老师只浅尝即止。面对美食当前而能如此，她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知“止”很难。

有一次在香港与老师一同用晚餐，在座的有马有慧、彭嘉恒夫妇，赵海英博士，还有朱守正先生，他是饭后前来的。

说到朱先生，他是一家外国银行的经理，也是多才多艺的一个人。他在经历时代苦难时，除了磨练，还读过不少古书，更学了不少杂学。他的文章好，还曾长期为报刊撰文。

他相人的才能(麻衣相法)更是一流，每当他来，大家就热闹起来了。三年多前，当《人文世界》要复刊时，我即向他邀稿，但他说封笔已久，只送了我一本江味浓的《金刚经讲义》，就算交差了。

回头再说那天晚饭刚过，老师突然问我：

“你会不会做熏鱼呵?”

“会呀!当然会呀!”我立刻回答，接着又加了一句：“我明天就做熏鱼给大家吃。”

大话说出去了，心中却毫无把握，因为已经多年不做这些东西了。

当晚赶快打电话到台北朋友处问个清楚，第二天我动口，欧阳动手，总算做出来一盘马马虎虎的熏鱼。

老师赞美了一番，但我怀疑那只是鼓励之辞而已。

又有一次，是阿如做菜，我建议她做一个糖醋鱼，她说：“老师不吃糖醋味的菜。”我说：“老师不吃，我们大家可以吃呀，一桌总有十多个人嘛。”

糖醋鱼端上桌，老师也吃了不少，可见老师吃东西是没有禁忌的。

最令人发噱的一件事，发生在两位北京客人到香港的时候，这两位是曹越先生及华声报的资深记者王学信。那次我并不在香港，后来我到了北京，听到王先生说起在香港那几天的种种。

他说着说着，忽然话锋一转，说起在老师那里吃饭的情形，他说：

“老师那里的菜，一切材料都很高贵，鲍鱼啦，龙虾啦!鸡鸭更不用提了，只不过，吃起来总不大对劲……”

他接着又说：

“我看老师只吃豆腐乳配稀饭，所以临走的前一天，我就亲自动手，给老师做一顿好吃的。”

我颇为吃惊，心想你这个客人，难道还能做一桌精致的盛宴不成吗?不免好奇的问他：

“你做什么好吃的给老师呢?”

“包饺子呀!”他理所当然的回答：“那是个星期天，我和李淑君、赵海英几个人一齐动手。”

我听到他的回答，差一点笑倒。但我略想了一下，他的话太有理了，有时吃一桌酒菜，还不如一顿饺子可口呢!据他和承德来的王玉祥说，饺子源自北宋首都汴梁(开封)，是为除夕夜平安度岁，合家团聚，于交子时的时候守夜，所做的食物，故称为“交子”。后来“交”字加了“食”字边，就成了“饺子”。

我就是开封人，对饺子情有独钟。饺子的学问可大啦，绝非南方人或者泛泛之辈可以了解的。那天的饺子，老师吃得很香，后来还常常提起。

王学信的话，使我回忆起寿公的一件事。

刘安祺将军(寿公)，字寿如，黄埔军校二期毕业，从北伐开始军旅生涯，立下很多功勋，长到终身四星上将的高阶。他作风仁厚，在老师的特别班里，是很认真的一员，又是老师教太极拳时的学员。

后来老师赴美了，他下午依旧前来(“十方”十二楼)与我们一同打太极拳。当时基本人员有王启宗、闫修篆、王凤峤、蔡微和我。前三人都曾服务军旅，与寿公有渊源，所以，除了打拳还可以聊聊。

尤以王凤峤老师，是书法名家，与寿公同乡，都是山东人，他在“十方”教书法，也为“老古”的书籍封面题字，寿公也常请他代笔。

由于我常来香港，寿公与老师偶有相互问候的书信，我也就顺便充当信使。

有一天，打完了拳，正要离去，“十方”已摆出了晚餐，一个比丘尼客气的邀我们一同用餐。寿公说：“你们今天吃什么啊!”

“只有一锅素面!”比丘尼回应着。岂知寿公却说：

“好，我就吃一碗吧!”

这句话使我颇为意外，他是四星上将，出入有参谋司机随侍，虽说他不摆架子，但是临时动议就吃人家一碗面，似乎有点那个。

我们在一旁等着，他吃完了面，擦擦嘴，站起来对我们笑笑说：

“今天有人请我吃饭，是五万元的排翅席，菜太好了，我的胃消受不了，所以先吃一碗面，在胃里打个底。”

原来如此。标准的北方乡土习性，饺子和面条，有时真会胜过一桌酒菜呢!

由王学信给老师包饺子的事，使我想到寿公的面。人类各地区各人种习性的确不同，难怪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也是针对不同习性的人的方便教化。

我回到香港后，就建议欧阳，以后来客如是上海、浙江来的，就多准备鲜；如果是北方来的，就请他们吃饺子炸酱面；如果是四川来的，千万少些海味，多些辣椒；如果台湾来的，当然是台菜，“甜不辣”、“三杯鸡”之类的。

欧阳哲是福建人，他做菜喜欢把小鱼干炒入青菜。沿海的人所说的“鲜”，北方人、四川人、及内陆的人，都认为是“腥”，多奇怪呀!

外丹

说到吃，除了吃饭之外，还有吃药，也算老师这里的大事。

老师少年读古书的时代，也涉猎过中医，背过《本草纲目》，通晓《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及《温病条办》等，老师也背过《汤头歌诀》，会开处方。

《黄帝内经》中有句话，“上医治未病”，这句话据说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没有病象时就要医治，意思是病已在身体中潜伏了。

另一种说法是，五脏六腑分属金木水火土，如果病在肾(属水)，可能要从肺(属金)或肝(属木)治起，因为金生水，水生木的原故，肺和肝虽未病，但它影响了肾水。这种治法叫做“治未病”，意思是兼顾各个部位的相克相生，标本兼治。

吃药治病是道家的学术，道家的修炼讲究“内丹”与“外丹”。

自身体内所炼成“精气神”之类，称为“内丹”，服用药物就是“外丹”。

举凡治病的药，养生的药，连维他命丸也算，统统应称为“外丹”。

严格说来，连吃饭都应该算是“外丹”，因为不吃饭就会死，人饿了就是“饿病”，吃了饭就把饿病治好了，所以也叫“疗饥”。

道家炼到“辟谷”，可以不吃饭了，才算没有饿病，才可以不服用“饭”这味药。

前面谈到的广钦老和尚，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修行者，所以他已没有饥饿这个病了，只是每天还要吃些水果。

老师不论住在何处，总有满柜子的药跟着他。那些药并不是只为自己吃的，而是为了方便他人。

大约是学过中医的原故，老师擅长观察人的健康状况，常常一眼望去就道出你的病。因此也就常常包了药给人服用，使小病及早治好，不致成为大病。

为方便计，老师多用台湾的科学中药粉，每次谢锦扬到香港去，都带了许多。

有一次，一个学者老远从北京到香港来，他有计划提出，请教老师的意见。老师没说什么，只对他说：“你的身体有问题，要小心调治。”

记得厦门南普陀的妙老，最后一次到香港来，对老师说到自己的计划，并邀老师再去厦门讲演。

但老师劝他，快点交棒吧，自己年纪大了，专心修行才是。过了不到一个月，妙老就过世了。可能老师那时已看到妙老的病不轻了。

有人开玩笑对老师说：“老师真有些像扁鹊呢!”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老师如果叫谁吃药，还真没有人敢说不吃。大家心中在想，可以吃药总算不是太糟的病，如果听见老师说：“快点放下，专心修行吧!”那还真使人有些毛骨耸然呢。

好在，老师也说过：修行可以转变命运。记得蒋经国先生经由老师指点修养之道，本来说可延寿两年，结果多活了四年。

社会责任

有人说，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负有社会责任；这是说，每人除了个人的、家庭的责任外，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与社会上大众和生活环境，都有关联，称为社会责任。

举例说吧：乱丢垃圾，车子乱放黑烟，以及浪费资源，如水、电、纸张等等小事，都影响了社会上的他人。

爱惜资源的人，常会被人误会为小器，以为是为了省钱之故。殊不知，断电缺水，大气臭氧层破洞扩大等等，受罪的是大家。

从前读到《永嘉禅宗集》中的一句话，大意是说，愿生生世生不生在边区。当时很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还请教过老师。

老师说：“边区生活困难，文化落后，连求生都难，受教育更难，更听不到佛法。所以佛门从前规定，一百里以内有人讲经说法，都要去听，不去听就算是犯戒。”

现在看看非洲落后地区的苦难人民，过着半人半动物似的生活，如果生活在文明社会的我们，不知珍惜资源，将来的果报是很可怕的。

所以地球需要大家爱护，社会国家也要大家爱护，这就是社会责任。

但是许多人不了解社会责任，故尔不加重视，所以发挥社会教育功能，使大家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也成了有识之士的社会责任。

今年二月，刚过了农历新年，统一公司的林苍生总经理，从台南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约定二月二十三日到老古公司来，一同研究把老师的《原本大学微言》制作成录音带的事。

林苍生先生认识老师也有二十多年了，对老师的文化教育推展工作，一直非常支持。还记得好几年前，他说要买一批老师的著述，带到大陆去送人，因为他要去天津参加一个民办性食用油会议。

我告诉他，复旦大学已出版了不少简体字的老师著作，不必由台湾带了。我又立刻传真给上海的王伟国，请他代为准备一批书籍，待林先生到上海时交给他。我还告诉王伟国说：“如果林先生付给你书款，你就收下，如果不付给你，你也不要向他要。”

林先生当然付了款。他除了支持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外，本身也是极重修养的人，因为他们行事笃实，作风诚恳，也就成为统一公司在社会上的部分形象了。台湾的企业界，领导人的风格和品德，影响了人们对他们公司的信心，因为制度固然重要，制订制度及施行的，到底仍是人。

再说《原本大学微言》这本书，出版不久就有了回响，那是美国的王震义教授，他来信说：“南老师之《大学》，又是一部奇书，为了解释一部书，却说出了一部中国文化史，而又是学院派的学者们无法说出者。”

有这样看法的，接着就是林苍生先生和陈定国博士。他俩见面时就讨论了如何推广这部书，使它成为方便读、又方便听的形式。因为许多人没有时间“看”书，却有时间坐在车子里“听”书，如能制成录音带或CD，就方便了。

二月二十三日，林苍生先生一行三人，准时来到老古，我事先也约好了周勋男及吴琼恩教授。那天李素美刚好来台湾，外加郭沙弥及詹曜嘉，大家就一面喝咖啡，一面热烈的发言讨论。

吴琼恩是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兼主任，他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后，深感行政管理这门学问，除了西方的学术外，一定要兼融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因为中国儒家、法家、道家和佛家，都包涵有管理哲学。吴氏著作很多，而《行政学》(台湾三民书局出版)一书，被认为是研究深入，见解超越的管理学著作。

吴教授常在讲演时，建议学子先读《论语别裁》，才易进入中西管理学术的领域。学生中也有人反问吴氏：“论语与管理何干?”但读后始信服吴教授的话。

闫修篆先生幼读古籍甚多。他常说，社会上多一个明白人，社会就多一分光明，南老师的著述启发人的智慧和光明面，所以老古的回头书，多数被他买去送了人。他说这是尽一份社会责任。

说到闫修篆先生，他那时担负“老古”公司的管理责任已有八年之久了，等待老师安排接手人。一九九七年七月，周勋男从正中书局提早退休，意在学术及著作方面多些时间。

经过我再三游说，他终于接下了“老古”的工作，十二月开始上班了。这时《原本大学微言》正在紧锣密鼓的出版阶段，到了五月，这本书印好了，再到九月，他却请辞“老古”的负责工作，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实际上，他认为自己不适合管理工作，事倍而功半，希望回到学术的领域中。

怎么办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千方百计请到了郭姮妟小姐，她在美国的大学主修商业，硕士研究是教育，能文能武。年轻的郭姮妟带给“老古”革新和朝气，“老古”有了新的门市，装了网路，办公室也焕然一新。进了门市部，空中还飘送着柔美的音乐呢!

老师永远不肯以商业方式推广自己的书，他常说：

“不要去求人家买书，要买书就到‘老古’来买好了。”

其实，过去的许多年也就是这样经营的，既无广告，也没有业务推广工作，只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办法。

老师连金鼎奖都不要，还在乎推销吗?可能老师早已知道，社会上终究是有“所见略同”的人，所以口耳相传就可以了，反正书出版了，已经尽到了社会责任。

“老古”公司在这种不经营的经营原则下，却屹立不摇，在台湾生存了二十多年，所依凭的，是货真价实的文化精神，以及口耳相传的社会支持。

许多人说，“老古”的存在是个异数。

但是老师的说法是：动机纯正，果报必是正面的，这是宇宙间千古不移的因果律。

接棒之谜

有一天听到人说，南老师的接棒人又出现了一个，在台北附近某处说法。说到这个人的名字，也没有人知道。

一个人出了名，自然而然的有许多自称是接棒人的人出现，所以常常有人向老师恭喜：

“老师，你又有一个接棒人了。”

老师离开台湾十四年了，许多自称为接棒的人，渐渐浮现，到处都有。不仅是台湾有，大陆也有。

有一次，大陆有人打电话给老师，说你的王姓接班人到北京大学举办禅七活动，请老师确认一下。

老师立刻写了一封信，立字为凭，全文如下：

敬启者：

近来传闻，有人在北京以及大陆各地，自称是我门生弟子，宣扬禅宗，传授禅学，而且还背上我本人照片，自称是代师传道，显系从事学术诈骗及毁谤名誉行为。

本人一生，除在各大学学府正式授课以外，从来不以师道自居，私自收授门徒，传授禅学及道法，如有此举，等于以此招摇捏怪，蒙骗世俗，诬蔑先圣先贤正法眼藏。如有少数不良分子，以耳食唾余，旁听戏论，借此而谋衣食生活，诚为可耻可鄙。

自古以来正统禅宗之徒，皆以“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为指归，从来皆超然物外，逃名逐世犹恐不及，何至自我宣传而欺世盗名为事。

特此驰函先行声明。

敬请

鉴察

南怀瑾启

一九九四、十一、二

从前有一个梅子和尚(大梅山法常禅师)，只为师父马祖道一一句话而悟入，就自己去修行了。后来他师父不放心，派人去测验他，对他说：从前师父说“即心是佛”，现在说法不同，而是“非心非佛”。

梅子和尚听了，就说：这个老头子一天到晚惑乱人，我不管他怎么说，我只认定了“即心是佛”。

师父听到了梅子的反应，很高兴的说，“梅子熟了”，表示他行了。

至于说是不是接班人，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梅子和尚自己肯定自己，师父也肯定了他，能自信自肯才是重点，不干接班的事。

当然，如果心中犹疑，不能自肯，不免要把老师这个招牌顶在头上，或把照片背在背上，以昭告世人：请相信我!我是有来头的，间或涉及名利，则另当别论。

当六祖慧能受到五祖的传法及肯定，正式成为接班人，他连夜跑掉，那里敢说自己是接班人呢。所以许多明眼人说，老师真正的接班人，一定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古代有一个禅师，门下许多学生，大家相互猜忌，到底谁是接班人。有一天，禅师说：“我的接班人出生了。”

又过了几年，这位禅师说：“我的接班人正在放牛。”

终于有一天，他说：“打开山门，我的接班人来了。”

出门打开，看见一个衣衫破旧的年轻和尚，他是来挂褡的。

后来，这个挂褡的和尚，真的成为接班人了。

老师的接班人，也许正在放羊，也许正在上学，总之，他早晚会出现的。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揣测罢了，谁知道呢!

但老师的看法又如何呢?多年来，他虽然带领大家“打禅七”，并且印行了这方面的书，但他认为，那只是教大家初步的静坐和禅定而已，实际上并未讲述或传授过真正的禅宗。

老师还曾说过：“如果我讲禅宗，门前草深三尺。”

老师认为，真讲禅宗的话，没有人来听，所以门前的草会长三尺高，就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状况。

现在及以往，老师门前总是车水马龙，证明他没有讲禅宗。

老师认为，如果学了禅定的同学们，得少为足，浅尝辄止，但却自以为是，自称悟道，又妄为人师，变成狂禅，这是老师所担心的，也是极痛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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