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南怀瑾先生专辑

重整中国文化断层的宏图大业

——南怀瑾大师在全球推动儿童读经运动

魏承恩整理

一九九七年八月，金温铁路全线铺通。国父孙中山80年前的梦想、温州和周围16县1500万父老的期盼终于实现了。这条铁路全长251公里，有隧道35公里，沿线地形复杂，施工艰难。从申请报批到竣工，总共投资近30亿人民币，费时10年。南怀瑾大师在依靠民间力量，完成这一艰巨的铁路工程后，又提出新的目标：重整中国文化断层，推动儿童读经运动。按照他的想法，这一比金温铁路更为艰巨的文化工程，也只有依靠民间的力量来完成。

一、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南怀瑾大师为什么要推动儿童读经运动?这首先基于他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断层的深刻危机感。无论是在著作中、讲堂上，还是在与学生或友人的言谈中，南老师都表达了对民族文化发展命运的深切关怀。他常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都亡掉了。这就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我们只要看看犹太人就知道。自摩西出埃及，到现在二、三千年来，犹太人在世界上始终是第一等人。在几千年以后的现在又重新建国。犹太人几千年来的教育，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始终保存他自己的文化。可是世界上的人忽视了这一点，尤其我们中国人更不注意。

南老师无限感慨地说：“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如今却像个乞丐一样，向西方讨文化的饭吃。”这是因为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后，经济、科技和军事等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侵略。一些知识分子寻找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结果把账算到了文化传统的头上。他们以为是旧的文化、特别是孔子的儒家学说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拖累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五四”运动时的一班人，为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提出打倒“孔家店”，推翻旧文化。可是，他们分不清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经过几千年考验积累起来的精华，什么是后来人穿凿附会、肆意曲解，加进去的糟粕，结果就把精华与糟粕一起抛弃，就像倒洗澡水把小孩一起倒掉了。旧文化推翻了，新的中国文化是什么，并没有建立起来，就这样把中国文化传统拦腰砍断。

他们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教育，提倡接受新的教育。传统教育以人格的养成为贯彻始终的精神。新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对于开启国民知识和普及教育的效果，的确迥非前代可比，但知识并非就是学问。人格的养成和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并非有了知识就能成功。我们现在的教育大体上都是传授知识和技能，并没有真正顾及到国家民族承先启后的百年大计。现在的教科书变得只学语言，没有文化。小孩子上学读的是“小猫叫，小狗跳，猫叫狗跳好热闹”，没有任何文化内涵。这种教育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造成的流弊与祸害是很大的。这一代的中国人变得没有文化根基，文化断层很严重。

南老师多次意味深长地说：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凝聚力，始终像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创造力，只会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模仿。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外人的尊重。其实，中国经过几千年考验形成的文化如果丢弃，绝对是人类的巨大损失。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对人类进步都有巨大的积极意义。现在，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已出现很多社会病。这些社会问题依靠西方文化本身已很难克服。很多有识之士反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从东方文明中寻找解决的办法。而我们中国人反而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的文化，月亮也是西方的圆，这不是开放，而是浅薄。

二、寄希望于儿童，寄希望于未来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大陆到台湾，从美国到香港，南怀瑾大师漂泊天涯，但一直苦心孤诣地为重整中国文化断层在奔走、在呼号。近年来，南老师更强调文化重建要从儿童抓起。他说，“像我们这个年龄层，七、八十岁的人快要死光了，将来要想靠我们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把国家民族文化保存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了。”而从三、四十岁的人，从小就没有打好中国文化的基础，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很难担当复兴民族文化的重任。这一代没有办法了，只有寄希望于儿童，寄希望于未来。趁我们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老一辈还在，极力培养下一代，把中国文化的薪火传下去，使得命如悬丝、不绝如缕的文化传统得以保存，进而发扬光大。南老师经常动情地说：“我是看不到小树成长的那一天了，但我相信，小树是一定会成长起来的。”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宝贵的文化资产，这是传统得以代代相传的载体，也是这个民族始终保持创造力的活水源头。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就在于由一批历代流传的经典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资产。例如，印度也是一个文明古国，可惜他们的文化传统是靠一代代人口耳相传保存的。战争的浩劫，人口的迁移，民族的融合，口耳相传的历史文化很容易中断。因此，印度到现在就没有完整的历史记载。公元三到七世纪印度的许多历史面貌还是从西行取经的中国和尚，如法显、玄奘和义净的著作中知道的。即使有些国家保存了古代文献资料，但也未必能对后代产生影响。因为世界各国的语文，如英文、德文、法文，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语言大约三十年一变，所以一百年前的英文、法文书籍到了今天，除非专家，否则是莫辨雌雄的。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晓得语言是要随时代变化的，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只要用很短的时间，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就会写出来。这种文字，也就是文言文。单独成为一个系统，表达了思想。中华文化的宝库都在上下五千年的古典书籍里，古书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文言文所保留下来几千年前的思想，对后人来说没有障碍。通过文言文，后人就能凭借这些经典与前人沟通，从前人的智能中吸取思想养料。中国的文化传统就这样一代代延续下来，但每一代人也不是墨守成规，总有自己的创造和贡献，使我们的文化充满生机。每一代人的文化创造力就是立基于这些经典之上的，经过融会贯通，推陈出新，转化出新的生命力。

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一班人提倡白话文。这本来有益于普及文化，但他们却以废弃文言文为代价。于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再能够使用文言文，基本上就读不懂古书，结果失去了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无法再从传统经典中吸取养料，产生出新的创造活力。相反，只得拾人牙慧，从欧美文化中一麟半爪地讨一点来卖弄。因此，如今提出重整中国文化断层，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实际内容的，就是要培养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一代人，找回打开这个上下五千年文化宝库的钥匙，让传统重新成为文化创造的动力。

儿童读经运动，就是提倡教十五、六岁以前的孩子读书、背书。读诵的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儒家、道家很基本的一些书，甚至也可以包括一小部分佛家的书。南老师说，不管四书五经，或是其他古书，任何一段，教小孩子像唱歌一样，很轻松愉快地背诵，不给他讲解，偶尔稍稍讲一点。这样背下去以后，一辈子都有用，一辈子都忘不掉。不但中国文化要背，外文也可以背。教小孩子背书，这是中国人已丧失的基本教育方法，可以说西方人也忘记了。人类原始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背诵。尤其是读中国书，更要高声朗诵。朗读多了，音韵和字义等因素都会逐渐影响读者，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慢慢悟进去，将来长大后的学问就广博了。在中国古代，这是个普通的教育方法，但在二十世纪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后，对儿童的教育，不再采取朗诵、背诵的方法，而着重知识的灌输和理解。这是受美国教育家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胡适等人将杜威“生活即教育”、“理解为教育前提”的理念引入国内之后，将背诵经典视为食古不化的传统积弊。他们主张：教材的选编要按照分类化原则，依儿童理解能力，按部就班，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他能懂的才教。教育目标遵循实用原则，儿童生活上有需要才教。教学方法要注意兴趣原则，也就是要顺应儿童的兴趣，有兴趣才学得好。结果儿童教育就变成了“小猫叫，小狗跳”。其实，背书的方法不但不妨碍社会发展，反而使社会文化更发达。背诵可以增强一个人的智力、记忆力、思考能力，使头脑更细腻、更精详。

南怀瑾大师对儿童背诵经典的这种看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德国医学博士林助雄医师论证说：人类有两大学习能力，即记忆力和理解力，记忆犹如计算机资料的输入和保存；理解犹如程序的设计和应用。没程序空有资料，则资料是死的；没资料空有程序，程序是虚的。二者缺一不可，但记忆力与理解力在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发展曲线是不同的，依据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一个人的记忆力发展是自零岁开始，一至三岁即有显著发展，三至六岁，其进展更为迅速，六至十三岁，则为一生中发展的黄金时代，至十三岁为一生记忆力的最高峰，以后最多只能保持此高点，往往二十岁以后，心境一不平衡，便有减退可能。而理解力的发展，与记忆力大有不同，理解力也是自零岁开始酝酿，一至十三岁总是缓慢上升，十三岁以后方有长足之发展，十八岁以后渐渐成熟，但依然可因经验及思考之磨练而一直有所进步，直到老死为止。十三岁以前儿童正处于记忆力黄金时期，因此，提倡儿童背诵经典的效果最好。

  其实，处在记忆力最佳状态的儿童，即使不引导他们记住有价值的经典作品，他们也会去背诵广告词，流行歌曲。因为重点不在理解，而在记忆，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与“小猫叫，小狗跳，猫叫狗跳好热闹”的难易程度完全一样，而前者对文化生命而言更有意义。经典名著有益于人格智能的培养、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和对文学造诣的训练。让儿童自小就接触最有价值的书、永恒之书，只要有价值，不管艰深不艰深，让儿童多念、多反复乃至背诵。只要能背，不管懂不懂，这些内容不仅会存入大脑记忆，而且会烙印在潜意识里，而潜意识的妙用就在于无需经过意志的运作，能直接地、默默地、自然地影响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所以儿童读经，选择古代圣贤的智能精华是正确的。因为假以时日，读经的人多少都会受到经典的潜移默化，陶冶性情，使心性向善、向上。读经儿童“有口无心”，没有考试的压力，亦不必要求理解，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文化教育的目的。

近年来，脑神经科学研究有相当多的突破，对于两脑侧化作用，以及右脑对认知程序的影响有较深入的了解。理解力基本是左脑的活动，潜在层次的活动就在右脑。背诵记忆不仅不妨碍理解力，反而成为理解力发展的基础，而旋律、韵律又可增强记忆，让记忆不仅止于短期背诵效果，而能透入心灵深处。儿童读经背经的过程类似念唱，眼睛看经典上的文字时透过视觉作用刺激右脑，而念唱的律动也激活了右脑，至于仔细辨字以便记忆则是左脑的工作。所以整个读经过程恰恰动用了左右脑功能，使左右脑运作得以同步。根据研究，左右脑有同步效用时，学习能力可增加2至5倍。儿童只要反复诵读一篇文章，耳朵听进什么，眼睛看到什么，只要放松跟着念就行。这种直觉的学习法，能让脑内的压力得到舒解，完全松懈、有趣，使脑波从β波转换至α波，也就是说，读经背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机会舒解身心压力，并能在α波的脑与潜意识互动过程中加强了创造力、灵感、注意力、判断力及记忆力。

美国医学博士杨定一医师在台湾长庚纪念医院进行儿童读经所经历的身心变化的科学试验。他说，初步研究显示：参加读经活动的儿童，其记忆力增强，且数项EEG变化也类似深度打坐的反应。当朗读经典时脑波韵律慢下来，而且比较同步，类似激光作用。这些脑波变化，可以解释为儿童在读经时所呈现宁静安详的身心状态，也因此更有助于注意力集中与持久。经常有家长表示，参加读经活动后，会迸发创造性见解，这些是与缓慢的α波及同步的脑波韵律十分有关联的。

其实，今天的西方学者也已经注意到中国传统背诵教育法的优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指出：“中国学生即使在低年级里，必须背诵几种大部的经典，并须熟记历代名家所作几百篇的文章和几百首的诗歌。这种学习的课程，采用了已经二千年养成大家于古代文书具有特别熟悉；结果，对古代的历史和文学，又产生一种崇敬的心理，这实在是中国人的一种特色。这种积累起来的大资产以供中国作家任意的使用，在文辞上自然能得到有效的结果。”

三、以民间的力量推动儿童读经

南怀瑾大师在全球华人社会推动儿童读经运动，是1997年听说王财贵博士在台湾提倡儿童读经后开始的。

王财贵是国学大师牟宗三先生的弟子，现任台湾国立台中师范学院语文教育系的副教授。王财贵博士从1994年起就在台湾提倡儿童读经，到处奔走讲演，希望以中国文化宝典开启儿童的纯洁心灵，让他们从小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奠定优美人格的良好基础，继承中国文化传统。他将精选编排的经典标注拼音，教人以多种形式带领儿童在轻松愉快、没有压力的氛围下，唱念背诵，以便在不知不觉中识字、拓展知性悟性，陶冶情操、培养人格。多年来，王财贵博士倾心倾力地为社会净化、人性升华的理想而默默耕耘。然而，在当今这个金钱至上、人欲横流的社会，他常有孤掌难鸣之感，儿童读经推展缓慢，始终难成气候。此时，他最需要的是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登高一呼，将儿童读经推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

这样一位长者终于出现了。南老师从学生李真吾女士那里听到王财贵提倡儿童读经的介绍后，立刻予以热情的支持。因为这符合他重整中国文化断层的理念。南老师从这一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的创举中，看到了其日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趋势。儿童读经为培养下一代，传递中国文化薪火，找到了一条实实在在的途径。1997年秋，南怀瑾大师把王财贵博士请到香港，举行一次公开讲演，讲述他的理念，介绍指导儿童读经的具体做法。然后，南老师决定将推动儿童读经运动作为他领导的国际文教基金会的一项长期任务，指定李真吾女士具体负责儿童读经的组织工作。南老师知道，由于官僚体系的包袱，儿童读经如果要在取得各地政府的支持后再推动，实在是很难的。因此，这个运动一开始只能像修建金温铁路一样，依靠民间力量来推动。于是，南老师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儿童读经运动分别在台湾、香港和中国内地激活了。

在台湾，国际文教基金会先选定在台北薇阁学校推广。这所私立学校在台北以其高质素的教学闻名，担任董事长的是南老师的学生李传洪，也是李真吾女士的弟弟。薇阁学校从幼儿园的四岁小班和五岁大班起就都设有读经课程，让孩子背诵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目前这一读经课程开设已有三年。这个学校的学生在读经后，不仅增加了识字和词汇量，提高了阅读能力和作文能力，而且人格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比较懂事，不与人计较，懂得体谅他人，具有反省精神，易于接受他人批评，容易静下心来，具有羞愧心，能够自我规范，爱整洁，守秩序。

王财贵博士提倡的儿童读经也不再是孤军奋战，越来越多的家庭、社区和学校参与到这个运动中来，而且成效显著。例如，台中县大里市崇光国小六年级四班，从四年级开始读经，两年后全班面貌彻底改变。这个班级开展读经后，在整洁比赛、秩序比赛等团体竞赛中，几乎每次都拿全校第一；作文比赛、朗诵比赛、学科评比也都名列前茅。目前，全台湾省参与读经运动的少年儿童已从最初的1000人增加到80多万人。

香港的儿童读经运动起步较早。1997年6月，天平儿童基础教育中心的主持人陈鸿远律师从国际文教基金会听到介绍后，就开办了第一个“经典文学诵读乐园”课程，招收一到四年级的小学生，每个星期到中心上课一个半小时，诵读《论语》、

  《大学》、唐诗、《三字经》等中国古代经典。由于课程效果显著，不仅提高了学生的中文水准，而且改善了他们的气质和行为，获得家长和教师的赞同。现在参加天平儿童基础教育中心读经课程的学生已经从当初的25人增加到125人。天平中心不仅自己开展读经活动，而且逐渐向香港其他教育机构推广。他们协助九龙的伍华小学和马鞍山的泰白纪念学校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儿童读经活动，为他们提供教育大纲和免费培训师资。目前这两个学校的读经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尽管在这个华洋杂处的前英国殖民地，推动中国文化殊非易事，但经过三、四年的努力，读经运动正从天平儿童基础教育中心扩展到香港社会。特区政府教育署的总督学在考察了天平中心的读经课程后颇为欣赏，主动向其他学校推介。目前，不仅保良局属下的各个学校开展了读经活动，而且天主教会所属的各校也在课外开设朗读中国文化经典的课程。据保守估计，全香港已有3000到4000名学生投入了儿童读经运动。这个曾经被称为文化沙漠的城市开始露出中国文化复兴的盎然春意。

四、儿童中国文化经典导读

中国大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也相对比较落后。尤其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传统文化几乎荡然无存。因此，这里自然成为南怀瑾大师推动儿童读经运动的重点。虽然在大陆推动读经的困难最多，但三年下来成绩也是最好。

目前大陆29个省市直接参加读经的少年儿童已达100多万人，受影响的成年人超过600万人。各地开展的儿童读经运动，既有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也有公立、私立学校自发加入的，还有民间志愿者自办的大小义务教学班。从1997年秋开始在大陆推广的儿童读经运动，大体上是兵分两路。一路是国际文教基金会李真吾、郭姮晏母女直接深入大陆各省，组织起来的“儿童中国文化经典导读”。另一路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发动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

1997年10月，王财贵博士在香港公开讲演后，又在国际文教基金会李真吾、刘雨虹、周勋男等一行人就前往海南岛，准备在那里首先开始儿童读经的推广试点。南老师的学生、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长陈峰先生热忱地接待了他们。王博士在大陆的第一次讲演就在有上千名职工的海南航空举行。万事开头难，虽然当地人对讲演内容颇有兴趣，但由于缺乏在内地组织教学的经验，海南的读经运动没能顺利地开展起来。出师不利，并没有使南老师以及他的学生们气馁。第二年的早春，南老师派遣李真吾、郭姮晏母女以及宏忍法师、赵海英博士等再次前往大陆，开始了“儿童中国文化导读”的播种工作。李真吾女士母女俩都是学教育的。郭小姐出生于台湾，13岁和家人一道随南怀瑾大师赴美国定居，先后获得美国纽约大学金融与国际贸易双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她毕业后先后在一家美国投资银行和法国里昂投资银行在香港的机构工作。郭小姐自幼受到南老师的熏陶，热爱中国文化。这次为了推广儿童读经，毅然辞去了银行的高薪职位，与母亲一道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们在六个月里到过天津、北京、青岛、烟台、连云港、上海、武汉、云南、兰州等地。他们的足迹还深入到贫困山区和偏远边陲。

天津是李真吾母女踏足大陆的第一站，也是国际文教基金会推动儿童中国文化导读的起点。天津河西区的副区长张俊芳是读师范出身的，因此听到儿童读经的介绍就如获至宝。她说：“中央正在提倡素质教育，我们抓教育有了目标，却苦于没有能够落实的方法。现在儿童读经活动带来了经验，与国家的教育方针是完全吻合的。”1998年4月，在河西区举行的第一场演讲会就来了30多位校长。他们听完演讲后热情高涨，纷纷要求作为儿童读经的试点。最后，区政府选了10所小学、幼儿园作为第一批单位，实验期为三年。一年半后，参加实验的单位增加到14个，参加人数近万人。上至区长、教育中心主任，下至校长、老师，层层领导重视，社区教育中心指派专职人员负责，并制定阶段性的实施计划。学校将每天诵读的20分钟排入课表，每天对诵读情况有检查、有记录。学生各方面素质提高的事例比比皆是。河西区先后举行了两次儿童导读活动展示会，并邀请台湾读经儿童同台表演。他们还专门编印了一本《河西区中国古代经典导读实验成果集》。三年来，这个区的儿童读经活动开展得扎扎实实，生动活泼，持续有效。武汉也是推广儿童读经较成功的一个地区。那里的读经运动是从1998年8月开始的。1999年10月，国际文教基金会请王财贵博士到武汉演讲，市教委通知市区400多所学校的校长、骨干教师参加，会后有数十所小学陆续开展，形成一个高潮。到目前已有59所小学、幼儿园在开展读经活动，人数约有8000多。在南老师的家乡温州，刘煜瑞和南小舜先生创立了“绍南文化中心”，积极推广儿童读经。2000年9月17日，他们举办了“温州古诗文朗诵音乐会”，300名儿童登台朗诵《大学》等古代经典。12月17日，又举办了“小状元比赛”，温州市和附近乐清、泰顺等县的300名儿童参加了背诵《大学》等7个科目的比赛。2001年3月，该中心邀请武汉余一彦博士到温州一带巡回演讲，推广儿童读经，听讲的师生和教育管理干部约有4000人。

当然，儿童导读活动在各地的推广并不都像天津和武汉那样一帆风顺。例如，推广活动到了深圳，当地人就以为是在推销课本，开口就是“能给我们多少好处”。大凡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越是轻视文化，儿童读经运动的推动也就越是困难。正如南老师一再叮咛的那样：读经活动一定要用乡村影响城市的方式来做。

以后真的人才也会出在那贫困的穷乡僻壤。因为他们才懂得去珍惜能够读书的机会。事实正是如此。有一次，李真吾母女和赵海英博士去广东连州山区推广。许多乡村教师跋涉了五、六个小时、翻山越岭来听讲演，为的是给当地学生带回外界的学习讯息。这个山区每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只有400元人民币，但他们毫不迟疑地掏钱买导读课本。因为这里的孩子读书认真，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他们知道唯一能走出这穷乡僻壤，到外地去谋求发展的就只有读书这条路。河南长垣县马野村希望小学是一对农民夫妇办的民办小学，校长马文仲还是一位全身瘫痪的残疾人。但他们坚持带领全校200个学生开展导读活动已经二年了。学生们已经背完了《三字经》、《孝经》、《弟子规》和近百首唐诗。

国际文教基金会的同仁在各地的推广中，发现导读活动要成功需要一套适合现代儿童使用的教材。于是，南老师指定郭姮晏负责选编一套《儿童中国文化导读》教材。郭小姐发挥自己所受教育专业训练的特长，以及从南老师那里学到的中国文化知识，集中精力，迅速编成一套教材。这套教材包括《大学》、《中庸》、《论语》、《老子》、《庄子》、《孝经》、《千字文》、《黄帝内经》等古代文化经典，分成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共十二册，约三到四年可以学完。在编成《中国文化导读》后，她又选编了一套《儿童西方文化导读》教材。与华东师大出版社签下出版合约，使导读活动有了自己的教材。

为了提升儿童文化导读的品质，国际文教基金会还成立了儿童智能开发中心，并与华东师大教育科学研究院合作，在师大附属的幼儿园、小学进行实验教学。1999年8月，双方联合进行儿童读经与潜能开发绩效实验。他们选取上海2所幼儿园和4所小学中的几个班级为实验班级，并选定了平行相关的对照班级。对实验班级实行了两个学期的经典导读训练，分别对他们在识字量、记忆力、注意力、智商和人格等五方面的指针进行实验前后差异、对照班和实验班之间差异的比较和检验，作出研究报告。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读经活动对于同时提高儿童的识字量、记忆力、注意力和人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最明显的效果是增加识字量。每天诵读15-20分钟的华东师大幼儿园实验班的大班儿童，平均识字比对照班的儿童多129.92个。宝山实验小学二年级实验班的学生比对照班平均多识字289.5个。

国际文教基金会在各地推广儿童文化导读的过程中，还总结出一套教学方法：

1.人人是教师，处处是教室。只要有热诚，能读拼音，就能担任导读教师。

2.“小朋友，跟我念!”成为导读的六字真言。

用活泼愉快、唱歌的方式，让儿童在没有压力下，自然熟读，而后从中取得背诵的乐趣和成就感。

3.每天诵读20-30分钟，在校利用课间、早自修或分组活动的时间，分几个时段背诵(因儿童注意力集中时间有限，故以时间短，多反复为佳)。回家后，再由家长带动读诵，既能增进亲子感情，又能把诵读经典的乐趣与家人分享。

4.儿童背诵速度，在三个星期后明显加快，可采取渐进的方式。

5.对小孩，不求理解，只要熟读，只奖励，不强求。只要反复念，他们自然会背诵。对师长，要求持之以恒，要有信心。

目前，由国际文教基金会推动的儿童中国文化导读活动，在全国各地已成燎原之势。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深圳、厦门、广州、福州、海口、兰州、沈阳、长春、连云港、昆明、西安、温州等地，甚至远到内蒙古的巴盟，参与这一活动的市(县)级单位至少已有50-60个之多。这个活动的最大特点，是几乎所有在各地的组织者都是民间的自愿者。例如，武汉的余一彦教授、厦门的周鸿、吕丽委夫妇、深圳的许竹如先生、温州的刘煜瑞和南小舜、山东烟台儿童村的刘建茹女士等。他们都是真心赞同南怀瑾大师的理念而投入这一文化重整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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