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南怀瑾先生专辑

华府岁月

老师到了美国后，辗转在华府定了下来。朱文光是先一步到美国的。老师本来喜欢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对那个城市的名字很有好感。但在美国较久的人们说，那是个南方地区，人文观念并不宽宏，还可能有些偏见。相形之下，华盛顿是政府所在，人文弹性较大，所以老师后来还是到华府去了。

原本邀请老师的那个基金会，很热切的欢迎，经过多次商讨交换意见，最后双方商定保持弹性合作，不作长期的计划。这也是老师的基本原则，不希望合作带给自己局限，更不希望合作造成别人的不便或困扰．

于是老师在一九八六年就单独成立了“东西学院”，朱文光任秘书长，另一位包维廉博士(William Brown)，主持编辑及翻译的工作。

这位包维廉博士，中文造诣颇高，还演讲翻译《论语别裁》这本书。

华府的中国人不少，知道老师到了这里，陆继来访的有美国人士、大陆在美国求学的学生、以及大陆到美国访问交流的官方人士，当然更多的是从台湾到美国的中国人。有些原已在美的老师的学生，也从各地搭机前来看望。所以老师的住所，仍然高朋满座，所居住的地方也一再扩充。

这时另有两三个年轻学生是先已到美国去的：殷曰序、黄恩悌以及刘宗民，他们都来到老师这里帮忙，有人开车，有人办杂事、搬书，甚至还在院中搭建了一个亭子。在筹备“东西学院”的时候，每晚人来得多了，老师也就随兴讲课。

就在稍事安定后，老师与大陆家乡朋友们联系上了。一九八七年秋天，温州市方副市长率团访问纽约及华府地区，并来拜访了老师。

就是在这次的会面上，谈到向大陆投资的事，也就是修建金温铁路的初步构想。

这时常来老师处的一位美国人艾德(Addair)，服务于美国的外交界，他的中文底子不错，太太是台湾小姐。现在老师到了华府，他们夫妻就常常前来，逢到老师讲佛学课时，艾德就持咒，练习精神专一，一心不乱。

西洋人的学习作风有其专注的精神，不像中国人喜欢取巧。艾德专注的练习，使他的定力增强，修养获益。

老师除了与家乡联系外，又写信到成都，想找到抗战时的故旧。最要紧的，是袁焕仙老先生及维摩精舍的朋友们。虽然许多人都顺利联络到了，但可惜的是袁太老师及师母已过世，二师母与他们的女儿尚在。南老师即对二师母的晚年生活设法照应，她逝世后也安排丧葬等事。

老师在华府安顿下来，李素美和她的先生，也把他们的一儿一女及李传洪的儿子接到美国念书了，这三个孩子那时都是初中及小学的学生，当时大家分住在附近三个地方，“平安居”、“天松阁”、“兰溪行馆”。老师就住在“兰溪”。

老师在美国这两年多的时光，我并未去过美国，有些事情只与老师书信连络，急事则电话连络。那时朱博士责任最多，内外都在忙着，大概是太忙了，有时也会疏忽。

有一次收到老师的来信，信封上日期为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二日，拆开信先看到朱博士附加的小纸条上，上面写着：

“雨虹道长：

此信因故迟投，幸勿向老师提也。

文光”

再展阅老师的信，是四月八日写的，大概交给朱博士投邮，而他却忘了一个月。他怕老师知道了会责备他粗心大意，所以叫我不要告诉老师。

这是朱博士的天真有趣处，幸亏老师信中没有什么太紧要的事，不需要立刻回信。

一张古董床

那年的九月底，我有事到香港去，当时李文夫妇一家也在香港。这位从学过南老师的比利时学人李文，在一九八0年被他们驻北京大使网罗到大使馆工作，四年后又调到香港的比利时使馆，任职文化参事。

听到我来香港，他们邀我到他们山顶的房子去住两天。他们在暑假的时候曾带着两个儿子到美国去看望老师，刚回来就逢到古家俱拍卖，他们花了不少的钱，去买了一张红木的炕床，十分古色古香。

在全部西式的房子及家俱中，放了一张中国古老的炕床，好像忽然身价不凡，又好像中西的协调。就像他们夫妇一样，李文是纯粹的白种人，他太太祁立曼，则是标准的中国女性。

他们在山顶白加道所住的房子，是从前嫁给中国人的比利时女作家韩素英所住过的。这个地方风景很美，韩素英的小说拍成好莱坞电影，也曾在这个房子取景。

为什么要买这么一张床呢?

这夫妇俩的说法很使我意外。他们说，老师曾问香港的情况，表示要来香港看看。他们夫妇认为，没什么好招待老师的，就买一张古老名贵的床给老师用，略尽他们的心意。

老师还没有来，那几天我就先睡这张古董床了，感觉十分稳定与坚固，不禁使我想起童年，也曾睡过这样的床，上面还罩有床帐，睡在里面感觉安全可靠。李文家的这个床，虽少了一个床帐，但也够舒适可人了。

老师是一年多后才来到香港的，就睡在这张炕床上，待另外安置好地方，才搬走的。

我在香港的时候，大女儿玲玲从美国到北京去了，她邀我到北京会面。当时我有些犹疑不决，因为台湾并没有开放到大陆探亲，如果有从第三地到大陆去，回来被发现，就要管制两年不许出境。

内心交战了一些时候，我得了结论，如果这次不去故乡看看，万一我死了，岂不后悔!所以情愿被管制两年不许出境，决定冒险去北京一趟。

祁立曼好心，一定要陪我一块去，她说有在北京住四年的经验，知道外来人一时不能适应。

那时的北京，全城只有友谊商店有一个简单的霓红灯，到了天黑以后，全城昏昏暗暗，也没有出租车，只有“北京饭店”为住客房方便设有几辆接送客人的出租车。公共汽车十一时停止，除了骑脚踏车以外，别无他法。

最妙的是，有一次在商店看见梨子不错，就开始挑捡起来，预备买一些。忽然听见站在里面的售货员大声说：“不许挑!你把好的挑去，坏的卖给谁?”

我大吃一惊。正要说话。祁立曼用脚踢了我一下，我就不敢出声了。

我十月底回到台湾，因为自己粗心大意，在长城的照片被海关查到了，只好承认去过北京。他们把我带到办公室问话，让我回答印在纸上的问题，记得那些问题有：

米多少钱一斤?

人民衣着如何?

公车车票价钱多少等等。

这是十二年前的事，回想起来还真有意思。

回到台湾两个月，在美国老师那边，忽然发生了一桩大事。

晴天霹雳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老师在美国的第二个圣诞节。二十四日是圣诞夜，在美国是一个大节日，就像中国人的除夕一样。

那天约好到老师处过节的人很多，傍晚时分，雨势不小，客人快要陆续到达时，发现屋前小河的水位上涨，快淹到桥面了。

朱博士立刻采取行动，要开车过桥到小河对面，等待客人来临，以免客人因路面不熟，过桥时发生危险。

这条门前的小河，平日几乎是干涸的，既浅又窄，像是一条水沟。古桥两边没有栏杆，只是一长块石板而已。

朱博士动作很快，洪医师跟在他后面，穿鞋时少了一只。待找到那只鞋子穿上，朱博士已开车走了，没有等他。

就在一刹那间，朱博士已将车子开到了桥上，突然河水暴涨数尺，转眼间把朱博士的车子冲进了河中。

老师出来查看一下，就说：“救不回来了!”警察迅速到达，展开紧急救援。三天假期中，警察不停的进行打捞，车子捞上来了，有朱博士的眼镜和夹克，但却找不到人。

这条水沟似的小河，通往另一条大河，河水则流入大海。七十二小时的打捞时间已到，警局就停止了打捞的工作。

我二天后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语气很平缓，他只说：

“文光走了，是被水冲走的……”

晴天霹雳，老师失掉了右臂。我忽然觉得老师在美国的缘份已尽，大概会再回到东方吧!

洪医师从美国回来后，我仔细询问他当时的一切经过和细节。

说起来真奇怪，在朱博士遇难之前不久，他的作风和性情，曾忽然有了变化。

他本来是一个极温和的人，不管老师如何责备，他都坦然接受，对待朋友也永远是和霭的。

那一天，老师正在唠叨他事情没有办好，说他真是笨啊。他突然从房间里冲出来，对老师吼着说：

“就算我什么都办不好，至少曾有一桩办得好吧?为什么老是骂我?”

老师看他一反平常，也楞住了，就连忙说：

“对啊!对啊!以后再也不骂你了!”

真的!以后老师再也不能骂他了。

更不可思议的还在后头。

按照美国的法律，在尸体未找到前，只能算是失踪，不能宣布死亡。于是善后的处理就产生许多困扰；银行的问题，版税的问题，保险的问题等等，一时都不知如何理出头绪。还记得李慈雄在得到博士学位后，正在华府地区工作，他为了协助处理善后事宜，为了朱博士在美国出版的书籍事，还几次给我打越洋电话询问。

朱博士的高堂老母，不相信儿子已死，因为尸体没有找到。老母内心一定在祝祷着，企盼儿子是漂到了远处，还活着，但暂时失掉了记忆，无法回家；或者正躺在医院床上，接受紧急抢救……

其实，谁又不是这样巴望着呢!

就这样，四个月过去了，第二年四月复活节的时候，从大河的入海口，却漂上来朱博士的尸体。他身体仍然完好整齐，一双腿盘卷着，像他平常睡觉的姿势一样。

李传洪这时正好也在美国，他带着殷曰序等一行，前往相认，办理后事。火化后，李素美说，骨灰中有不少宝蓝色的块块。那时纽约庄严寺的住持是显明老和尚，朱博士的骨灰就安息在庄严寺的灵骨塔了。

朱博士真的走了。留下数不尽的哀伤，说不完的惋惜，为了照应别人而牺牲了自己!大家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仍感觉他活在我们中间。我曾问洪医师，朱博士死后有没有什么感应?他竟然说，有一次在禅堂静坐时，睁开眼看到朱博士坐在前面……洪医师与朱博士交情很深，不知这是真是幻?

终于有一天，老师说话了，在禅房里，老师像是自言自语：

“去吧!到你该去的地方，完成自己的事，不要再担心我们……”

听到这里，我的泪流下来了。

悼朱生文光

他方羁旅愁千叠　家国情怀感万重

我亦藏身无住处　如何浅水走蛟龙

再说朱博士

朱博士确定真的走了，丁卯年(一九八七)老师有一首悼念他的述怀诗：

悼朱生文光

他方羁旅愁千叠　家国情怀感万重

我亦藏身无住处　如何浅水走蛟龙

兰溪行馆门口的小河，那么浅的水，如何竟冲走了一条蛟龙!这个感叹，一语双关，何尝不也是老师自己的写照，好比浅水龙一样，一切似乎无能为力……

可是太阳还是照旧从东方出来，金刚经上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任何事都不会停留，都会成为过去，包括自己的心念情感。并不能改变既成的事实。人们应该效法儒家的精神，“日日新又日新”，积极迎向未来，迎向东方日出。

佛家教人们放下，不要执着，儒家教人们积极面对人生。日新又新的努力进取，这也就是老师苦口婆心的教化。

朱博士去世前一年，大家正忙着《怀师》那本书的集稿，朱博士也是帮忙收集稿件的人。在香港的李文，曾把写好的英文稿和译文，于十月一日寄给朱博士，请他先看，并加以文字修正。后来朱博士把李文的稿件给我，同时附来李文给他的信。

在这封信中，李文提到要借用老师的一些话，以发挥东西方宗教性、政治性及科学性的文化相互融通之处。老师的这些话，写在李文翻译的《马祖语录》的序言中，篇名为“荷兰文初译马祖语录记言译作的经过”(收集在《中国文化泛言》一书中)。李文也构想与朱博士合作写这本计划中的书。

李文是十月一日写给朱博士这封信，两个多月后，朱博士却发生了意外。在清理遗物时，发现朱博士为《怀师》所定的未完稿。

当我收到朱博士的未完稿时，打开信封，先看见老师附来的一封短信：

“雨虹道友：

文光稿是同学们在其稿件中找到的，真是未完的遗稿，由你加按语说明可也。并附上他出事资料的中英文剪报。原稿附语，是洪文亮当时在现场时所记。似有言未尽意之嫌。文光走了，我真难办事啊!

老拙”

一九八六、十二、二十九　　老师的这封短信，是朱博士出事后第五天所写。

兰溪行馆

“文光走了，我真难办事啊!”这是老师的感叹，但是老师是不执着任何事的，他依然日新又新的向前走去。

到美东留学的大陆留学生不少，老师常为他们剖析中国未来的前途。那时海外及台湾，已有人开始投资大陆的行动。

老师认为，一般人的思想，都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商机无限，但是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陆的制度与外界不同，意识形态也不同，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先要了解，如欲向大陆投资，更必须具备四项理念，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中国文化的精神。

说起共产主义的理想，那真是伟大的理想，与中国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一样。记得吴稚晖先生曾说过，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如果不向往共产主义，那就是没有理想，所以向往共产主义是很自然的。

可惜人类的心中，还存在着私念，再伟大的理想，遇见私欲就难办了。

理想虽不易实现，但作为努力的目标总是好事。中国人更不能背弃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脱离了文化，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奋斗了。

朱博士出事不久，到三月的时候，正值老师七十寿诞。人生七十也是一件大事，老师故乡的幼年好友朱筱戡先生，寄来一首贺寿的诗，老师后来在六月上旬某夜，工作完毕把朱氏的祝寿诗再看一遍，不觉“旧习复发”，喜爱赋诗的毛病来了，一口气和了四首。老师在诗后还自记如下：

“筱戡兄乃先师味渊公之长公子，亦其入室之诗弟子也，放翁所谓父兼师者是矣。余不韵，且疏狂成性，一气呵成俚句四律，岂敢言诗，但抒枨触情怀已耳。”

言寿方知奈老何　一生岁月尽蹉跎

飘蓬原似屠羊说　浮海何须欢凤歌

人误布衣干国计　自怜带发苦头陀

深情多谢童年友　万里飞章敢不和

说到祝寿，便知道自己老了，感慨一生白白度过，像屠羊说(《庄子·让王第廿八》)一样，跟着失国的楚昭王飘泊在外。四海流浪何须欢唱楚生接舆的凤歌(《论语·微子第十八》)，何必谈什么教化!

自己也不过是讲讲历史哲学的课而已，却被人误会为干涉国事，其实不过是一个带发的行僧而已。

感谢童年老友的深情，万里之乐寄诗来说祝寿，一定要唱和才是。

王启宗及陈世志二人，夏末也一前一后来探望老师，这时《怀师》已经出版了。

老师见到王启宗，就建议他办手续移民美国，希望他能佐理一些事务。王启宗的三个儿女都在美国学成就业多年，但他夫妇二人并不愿移居美国，因为在台湾生活方便，朋友又多。现在既然是老师的嘱咐，他也就办理申请赴美了。万万没有想到，老师后来反而住在香港，而他却到旧金山去住了。

那次兰溪住了几天，老师就嘱殷曰序开车，送他们两人到加拿大多伦多去，路经尼加拉瓜瀑布游玩，再过桥到了加国。这时的李淑君已在加国好几年了，她又协助十方书院的三个比丘尼圆观、永会、宏忍到了加拿大、后来禅定师(赖芳如)也去了。

在此之前，华府地区德国镇有一个美以美教会的教堂出售，老师就把它买下，准备将来用作书院讲堂。

这年的暑假，李文一家四口，先回到比利时去控望父母家人，然后又转赴美国去看老师。

李文对老师说，已经买了一个古老高级的红木炕床，为老师到港下榻之用。

老师又说，一定要到香港去看看。

到了年底的时候，我的小女儿保云到美国新泽西姐姐家过圣诞。后来她姐妹二人开车四小小时到华府去看一个画展，是美国著名的女画家Georgia  Okeffe的展览。她们看过画展后就顺道去拜望了南老师。

到了兰溪行馆，老师正为人写字，看到了保云，也就写了一个条幅给她。当晚她们就留宿在“天松阁”。

“天松阁”是朱博士生前所住的地方，那时刘宗民、黄恩悌及殷曰序等仍住在那里。

由于听到朱博士去世后的一些奇怪的事情，保云一走进天松阁就说：

“朱博士啊!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但是我求求你，千万不要让我看见你，我会受不了的，拜托拜托!千万拜托!”

朱博士天上有知，一定会笑她如此幼稚。

朱博士去世已整整一年了，几天后，陈世志又从台北来到了兰溪。

经国先生之死

陈世志在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又到了兰溪行馆，长途飞行又加上时差之故，正睡得糊里糊涂。忽然老师把他唤醒，告诉他一个惊人的大消息：蒋经国去世了。

这使我回忆起他去世前四年(一九八四)的一件事。

那天消息传来，蒋经国先生进了医院，这似乎象征了有大事要发生，因为平时都是请医生到家中诊病的。

蒋经国先生本患有多年的糖尿病，视力很差，两腿早已无法随意行动。

到了老师办公室，我就提到蒋经国先生入院的消息，老师沉吟了一下，喃喃的说道：“不可能啊!按照我教他的方法，至少还可以再活两年啊!”

我立刻明白老师这话的含义了。

颇有一段时间，有关人士曾三番五次请老师去与蒋经国先生见面，老师始终不肯。猜想蒋经国先生的问题大概是寿元及健康，老师一定是请中间的有关人士，转告了一些法门，以控制身体的障碍，延续生命的时间，以便他完成计划中的任务。

听到老师的话，我并未再问什么。过了两天，蒋经国先生又出院了，到他去世的时候，实际上又活了四年，超过老师所说的“至少两年”。

蒋经国先生去世的消息出来，我立刻想到老师四年前的那几句话。老师所教的方法并不是什么神通，而是现在科学界所研讨的生命科学。

这门所谓生命科学的学问，早存在于多种学说之中。道家的学术中有，佛家的学说中有，甚至儒家也有，但在研究的时候，人们往往只偏重在思维意识，以致于这些学术都仅仅成了哲学思想。如果重视实证，就进入了生命科学的领域。

孟子所说“养吾浩然之气”，庄子所说“真人之息以踵”，都超越了思维意识，而是生命具体的能力呈现。佛家理论以心的力量转变物质的色身，显示唯心与唯物的相互作用，更为生命科学的实践所证明。

但这个唯心，基本上仍建筑在自己这个唯物的躯体上，没有这个躯体，唯心意识无处依附，所以说又是唯心，又是唯物，又不是唯心又不是唯物，谓之中道。

老师为什么有这些方法呢?他一生都以自身做生命科学的实证，不像一般学者那样，只研究思想观念。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了方法还要去实践，否则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就成为口头禅了。

生命科学是以生命去实践的事，真是非同小可。记得有一次开会前，人尚未到齐，老师说去睡二十分钟，我们问他要不要拨个闹钟提醒，老师说：

“连这个小事都作不了主，还叫什么功夫!”

老人在睡梦中都可自己作主，醒梦一如，不论是睡是醒，都是清清明明的，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吧!

如果能对自身作主，不论是意识，或色身，也许才算得上庄子所谓的“真人”，佛家所谓的“证悟”，儒家所说的“圣贤”。

初到香港

蒋经国先生过世两周之后，元月二十六日那天，我在台北收到老师的传真：

“雨虹道友如见：

我约于三日后赴港，可能在彼度过旧历新春，如你能早日成行，或可在港一晤，得以畅叙。临时或将约包卓立在港会面，但今未作决定耳。专此祝平安

老拙”

一九八八、元、二十六

老师是元月二十九日从美国启程的，因为两地时差，到香港已是三十一日了。照老师传真所写，到香港并未计划久留，但是旧年过后，老师却计划暂时留在香港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美国。

后来有美方人士又来邀约赴美，但老师总是回答他们说，自己是中国人，在台湾三十多年，儒释道三家学术都讲过许多次了，对得起台湾了。美国的朋友当然也是朋友，但总会想到还有十三亿自己的同胞，希望能先对他们尽些绵薄之力……

老师传真中所提到的包卓立(Willam  Bodri)那时正在台湾，他在康乃尔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后，在纽约华尔街任高薪工作，也是那一行中优秀顶尖的人物。但他自来喜爱中华文化，涉猎很多。一个偶然的机缘，听到了老师的名字，就在周末专程从纽约赶到兰溪行馆，拜访老师。

当他与老师交谈时，是李素美居中充当翻译。后来包卓立告诉我，当他初次与老师会面时，问老师一些问题，可是李素美刚翻译了几句，老师就开始回答了；而李素美才翻译了几句老师的回答，他已完全明白了。他与老师彼此不通对方的言语，但却能互通此的心意。包卓立说，这个感觉很奇妙，于是就立刻辞掉高收入的工作，收拾行囊到台湾来学中文了。

老师到香港后，包卓立也就到香港相会，后来就在香港工作，一方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极擅长收集资料，研究的范围也很广，领悟力极强，可能与他在大学研究所时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关。

老师初到香港时，下榻于李文家，这时风闻而来的旧识和学生，愈来愈多。旧年过后不久，老师开始寻找新住处，那时香港房屋价钱尚未大涨，李素美先买了麦当劳道一层四卧室供老师使用。这时孙静源的太太林美年，也到了香港，在同楼买了二十八层一户，一度也由老师分配暂用。不久，王启宗到港，记得就是住在二十八层。后来大约过了一年，又都卖掉另迁，孙太太则迁至铜锣湾。

孙静源先生，大家都称他孙老板，原是台湾国丰实业的董事长。孙家上一代即从事木材业，但到了孙老板经营“国丰”(原名国丰木业)，才开创了企业的管理。

记得是一九七0年，孙老板夫妇从日本留学回来，那时孙老板才三十岁出头，他的叔父孙海先生，买了一个倒闭拍卖的工厂，交给他去动脑筋。那年我们去高雄时，曾到他那里参观，发现他们夫妇住在工厂的门房，含辛茹苦的在为这个工厂奋斗，准备从事制造夹板外销。

过了几年，“国丰”成功了，而且也成为全台湾外销第一的工厂，赚了不少外汇。孙老板采用新的经营观念，接受专家的建议，陈定国博士就是被孙老板罗致的企管专家。

老师在台湾时，孙老板亦常来听课，他作事认真，听课也认真写笔记。多年后，他让出国丰，转向国际投资，加拿大、墨西哥、上海，都有他的事业。

孙老板很重伦理。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南投县水里乡去拜访他的叔父孙海先生；那时国丰股票刚上市不久，孙海先生看见我就拉着我去看他的新汽车，他说：“这是静源买来送我的。国丰办成功了，他先买了这部进口车给我，后来他自己也买了一部，比送我的这一部稍微差一点。”

这件事虽小，但说明了孙老板是一个恪守分际不僭越的人。事实上，孙家是遵守传统文化习俗的家庭，孙海先生幼失父母，是由年长二十岁的兄长(孙老板的父亲)抚养长大的。后来孙海先生事业虽已发达，但对这个长兄始终尊如父辈，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等这个兄长坐下，大家才会落座。

孙海自己有五子二女，他对兄长的儿女(孙静源姐弟)也像自己儿女一样，他们姐弟与堂兄弟姊妹间，也都相亲相爱，在现在的社会中，实不可多得。

另一页开始

我在一九八六年从大陆回台，本应该受管制两年不许出境，但第二年蒋经国就宣布开放回大陆探亲了。一时许多老兵都纷纷办手续出台，先到香港再转回大陆，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新鲜事。

清明节前，我按照回大陆故乡的行程，先到香港与老师见了面，将近三年未见，老师依然故我。似乎老师从来没有情绪不对的时候，就是再大的事情发生，老师仍是安安稳稳的、冷静和悦的处理。

这使我想起多年前有一次，一鹏(老师在台湾长子)仍在读高中的时候，因为年纪轻，有时会发一下脾气，那天听见老师对他说：

“一鹏，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先深呼吸一下，可能气就消了。”

我猜一鹏听了这句话，大概气也消了。

我从大陆回来，又在香港停留几天，那时老师正在忙着安置新住处，我则住在晓园大姐在九龙塘的房子。晚上要回去，老师还派人送我。有一次是卫梦楷小姐和她的弟弟开车相送，因为走错了路，还被警察拦下来，开了罚单。

这年九月，我又要有返乡之旅了，这时林中治跟我联络，要与我同行。

我和林中治一同搭机到了香港，李文、祁立曼夫妇来接。林中治住到专为返乡人居住的小客栈。由于过境赴大陆的人太多，应时而生的是许多家庭型小客栈，因为当时还没有当天转机飞大陆的安排。

那时正时兴三大件五小件，探亲回乡的人可买几件，又办了台胞证，第二天他直飞老家福清(近福州)，我则到北京去。

走前那天晚上，我又去看了老师。碰见南国熙也从美国来了。

这时，老师的家乡温州，也接连不断的来人，除了自己家中亲人故旧外，还有沾亲带故，以及八杆子打不着的热情乡谊人士。这其中最亲的是次子小舜，与老师一别已经四十余年了。他的相貌也颇似老师，是个中医师。

另外一个是从上海来的王伟国，他的父亲是老师的姨表兄，他的姑母就是老师的原配夫人，所以他称老师为姑父，也可称表叔。

王伟国是化学工程师，老师开始对上海的化工投资，也因这个晚辈是化学工程师的原故。后来他所负责的联盈塑料化工厂，经营成功，被列入上海十家民营科技优秀企业之一，受到奖励。此是后话。

再说到香港老师处众多的来客中，最积极的是温州市的一些官员们。李景山处长是陪同小舜一起来港的，同时传达了温州刘市长、董书记等，对修建金温铁路的期望。

一时之间，吃饭时的餐桌上，也摆出了温州的鱼干，以及道不出名字的海腥味食物。

我三番五次回大陆，是希望将先母的骨灰送回故乡，与先父一同归葬祖坟。虽然跑了几趟，却因先父是在变局中遭难，堂弟兄亲友们都说要先平反才行。但因年代久远，费了不少事也未办妥。

过了不久，我从郑州回到香港，发现老师虽然到香港半年多了，但是美国的事，香港的事，仍陆续在处理。例如老师赴美时，带去藏书数万册，现在又须运到香港。诸如此类的事，外加新增添的大陆的事，不知有多少。

这天孙老板夫妇也来到香港，因为正值持蟹赏菊的深秋，孙老板请大家去吃大闸蟹。老师的故乡濒海，习惯海味鱼蟹之类。那天是在香港有名的一家潮州餐厅，我也吃了一只大闸蟹。

岂知半夜就闹肚子，泄泻不止，以为是食物不洁。次晨电话询问各人，都平安无恙，证明是自己肠胃不习惯之故，赶紧匆匆回台北了。

老古　兰溪　华侨们

回到台北不久，陈世志就带了一包资料来找我，说是老师嘱咐他交给我的。

原来是老师十年前所讲“显密圆通修证次第”的一些资料，因为他(陈)想出版，老师就要他交给我整理，同时老师还附了一封信给我。后来这些资料整理出版，就是《如何修证佛法》这本书。

过了没多久，陈世志就离开了老古公司，一切业务暂时移交给王启宗先生。这时“老古”面临了颇大的转变局面，因为老师不可能即时回台湾领导，后来几经研商，就请古国治回来负责，那时他正在保险公司任职。

由于以往的老古公司，在老师主持的时代，延续到陈世志时代，都是以个人为主轴的领导方式，现在这个方式不再适合，便趁机另作人事安排，会计、书库、业务等，都另聘新人、分工合作，开始建立制度。

我即时联络了林中治，请他来负责书库方面的整顿工作。另请胡传宗先生，负责会计制度的建立，胡先生原在大企业任会计，因病辞职休养，恰好身体刚刚复元，也算巧合。

我则积极忙着《如何修证佛法》的整理工作，到了八九年五月，终于完工了。

这时老师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要我到华府禅学讲堂走一趟。

原来从前所购置的那个教堂，挂起了“禅学讲堂”的牌子，在加拿大的三位比丘尼宏忍、永会、圆观，已来到这里安顿下来。他们也常邀人前来与华侨朋友们结缘。显明老和尚曾从纽约前来讲经，颇为轰动，洪文亮医师也曾前往讲演。

老师在华府时，我始终未曾前往，现在老师回到了远东，我却于八九年的九月底，来到了华府地区。

到后第二天，永会师开车陪我到老师曾居住的兰溪行馆，那时有一对云南来的学人胡君夫妇，正借住于此。看到门前的小河小桥，不禁想起来朱博士的种种，更感世事之无常。

在禅学讲堂两个月，适逢洛杉矶大地震，从电视上看得一清二楚，十分惊人。当然也看到了美国处理紧急事件的组织能力，确实是训练有素，是一个比较有秩序的国家。

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总有二等公民的感觉，不管有钱没钱，你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孔祥熙这个早期中国的大财主，太太又是宋蔼龄，他们长期住在美国时，听说孤独极了。既富且贵的身段，中国人无人比得上，不能来往；美国的上层又看他们是落魄政客，也不来往，孤独就在所难免了。

其他的中国人又分为许多种，只有最早期的学人赵元任等的时代，融入美国的学术界高层。而作为华工赴美的广东华侨及他们的后代，则另成一种团体。二次大战后赴美的移民及学人，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台湾发财的企业人士及子女又是一种，加上大陆近年开放赴美的大陆知识分子，也是一种，这些都是中国人的不同群体或类别，是附属于美国社会的群体，极少能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记得一九八四年在洛杉矶时，夏先生告诉我，每逢周末，到中国寺庙中吃素斋的年轻人，都有百人以上。

当时我颇为惊奇，为什么信佛教的中国年轻人这么多?岂知并非如此。夏先生说，这些年轻中国留学生，无钱去玩，又思乡心重，无处可以宣泄情绪，只好到中国寺庙中碰碰中国人，说说中国话，解解他们的寂寞和乡愁。

这又使我想起，多年前一个美国朋友名叫Palmer的，也曾问我：

“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不论从英国、法国、北欧、俄国，乃至于南美各国人，一旦到了美国，很快变成美国人，下一代就分不出来了。只有你们中国人，不管到了美国多少代，仍然自成团体，永远是中国人。”

他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可能种族是一个问题，欧洲人是高加索人种的白人，而中国人是蒙古种的黄种人，混在一起有非我族类的感觉。但最有关系的还是文化的传承问题，是人文历史的因素。

记得牟宗三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人住在美国，听到说起美国开国大总统华盛顿，或者历史名人杰弗逊、林肯等，我们只觉得那只是几个名字，不会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如果提到了姜太公、项羽、诸葛亮，甚至孙悟空，我们马上感觉到真人真事活在心中。所以，中国人就是中国人。

十二月初，我回到了台北，《如何修证佛法》已经印好了。

复旦　商务　北大

到了年底，林中治辞职离开了老古，因为有人请他去讲佛法。这时胡先生已离去，后来又找另外会计来接替他的工作。此时，书库已经整理有了眉目，会计也大致建立了制度。

这时在香港，来了一个大陆复旦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王雷泉，拜望了老师。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只知道由他介绍，复旦大学出版社想出版南老师的《论语别裁》。后来李素美及李传洪姐弟到了上海，共同协调确定这件事。

当我知道这事的时候，已是春天三、四月了。那天老师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上海处理有关《论语别裁》的一些文字琐事。

因为复旦出版社要改成简体字出版，书中的一些文字，也要转变成大陆书籍的习惯用语，如“民国”改成“公元”，“水准”改成“水平”以及一些想不到的意识表达等，都可能须略加修改。

复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是陈士强，他是哲学硕士，他将拟改的地方传真到香港给老师审查，这样作法原已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来老师为了省时省事，嘱我前往，一次性解决，有问题时立刻相互讨论，则比较方便。

于是我收拾行囊去了上海。

我与陈士强一同工作了一天，就解决了文字的问题，记得接着要出版的，还有《禅与道概论》，这本书“复旦”出版时，改名为《禅宗与道家》。

这次在上海，也认识了北京来的一个青年史平(现改名为史原朋)，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那时老师的著作尚未在大陆流行，史平却独具信心。

这年的秋天，我到了北京，顺便谈到《孟子旁通》、《老子他说》这两本书的出版。我曾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门谈过，记得是史平陪我同去，“商务印书馆”表示有兴趣，但要看完全书再定。

过了几天，我得到了婉拒的消息。因为那时南老师的书尚未在大陆流传，我猜想商务印书馆是怕销路有问题，故而不敢尝试。

不久我从另外渠道得知，商务印书馆把这两本书送到某大学哲学系一个教授处征询意见，这位熟悉台湾的教授加以反对，理由不详，以致造成商务的婉拒。

后来我到了香港，曾问老师是否曾与这位教授结怨。老师说他不知道，至于别人为何怨他，则更不知道了。总之，老师并不以为意，一切顺其自然而已。后来这两本书是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现已改交复旦出版。

扩展阅读：

《国学经典——南怀瑾专辑》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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