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南怀瑾先生专辑

闫修篆与《易经》

在我准备去美国的时候，想起了老师讲《易经系传》的录音记录，应该找人加以整理出版了，我在所能想到的人士之中，感觉只有闫修篆最为合适。

闫先生对《易经》很下过功夫，他的著作，是由“五洲”出版的《易经的图与卦》。他也是河南籍，更是程颢、程颐两兄弟的小同乡。又幼读古书，擅长文字。但他也是一个忙人，因为他是英泰广告公司董事长，又另有其他工厂企业等，大家都称他闫董。

我把讲课的录音带交给他，请他务必花些时间做这件工作。我当时这样对他说：

“你每天上下班从北投家中来回台北，要在车上两个多小时，何不利用你在车上的时间，边听录音带边记录下来呢!”

闫董对老师的事一向热心，当时也爽快答应了，说“试试看吧！”

却不料，才过了几天，他忽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做不了这个工作，原因是：耳朵上戴着耳机听录音带，眼睛上戴了老花镜，手上拿着笔，腿上放着笔记本，弄得手忙脚乱，实在不能妥善胜任。所以他说干不了这个差事，并且一定要把录音带还给我。

我当时感觉很泄气，只好对他说：

“录音带暂时不要还我，因为反正没有人能接这个工作，也许你可以先听一段时间再说。”

既然他并未再坚持退还录音带，我又进一步试着说服他，我说：

“有个电影明星说，她翻译一本书的时候，困难重重，几乎做不下去了。后来她忽然想起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于是就念文殊的咒子，渐渐的心绪定下来，很顺利的翻译好了那本书。”

闫董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问道：

“文殊菩萨的咒子怎么念?”

我回答说：

“我也不知道!不过，也许你可以念一个其他你会的咒子，反正是精神集中就行。”

闫董没有再坚持，后来他有没有念咒子，念的什么咒子，我都不知道，只是他工作顺利，大约半年多完成了初稿，我又在编辑工作上用了几个月，一九九一年四月，终于出版了，书名为《易经系传别讲》。

除了这本书外，闫董在《易经杂说》这本书上，也花了不少功夫。因为这本书是陈世志离开“老古”前所印，当时因时间匆促，校审工作不太完整，所以后来一版、二版，一直到六版，修订再三，都是闫董独自担纲完成的。

在闫董刚整理好《易经系传别讲》时，古国治又无法继续负责“老古”了，因为他在保险公司的工作不能辞掉，不能专职在老古。

这时王启宗和我想了一个主意，请闫董负责老古的管理工作，因为他当过政治部主任、金门县长等职务，管理经验丰富。他自己事业多，虽不能专职，但他可以找合作过的管理人才来负责，他只担任督导即可。

此事得到老师的首肯，老师并与他签约一年，委托他代为管理，就这样，他的故旧史鹤先生来到了“老古”，担任经理之职，管理得井井有条，建立了更缜密的制度。一年一年下来，一直维持了八年之久。

这时我仍负责编务，与闫董每隔一日到“老古”上班协调。王主任因为办了赴美移民的手续，时常要到美国去，当他在台湾的时候，也和我们每天下午会面，在“十方”楼顶打太极拳。

两个女菩萨

一九九0年二月十四日，是农历的除夕，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了。这一晚，温州发生了一桩大事，老师的百岁高堂老母，吃完了年夜饭后，忽然撤手西归了。

这个突然的消息，对老师有多大的冲击，不得而知，但我们在台湾的人，却个个震惊。

在这个变动的大时代中，母子一别四十余载，老师虽已到港两三年，也始终并未回乡探亲。现在，母子就此人天永隔，在我们些凡夫俗子看来，真是情何以堪!

难道老师都不想回去拜见自己的慈母吗?必定是客观环境和种种不足向外人道的原因，在困阻着老师的归乡路。那绝不是他人所能了解的一种内心煎熬，并且还要承受着种种不孝的呵责。

还记得十几年前老师在台湾的时候，有一天收到家信，说老太太身体欠安，视力也不行了，那时台湾还没有开放回大陆探亲。

老师一手拿着信，神情很沉重的说：“恐怕等不到与母亲见面了!”

一个离乡别井数十载的人，看了家书说出这句话，是何等的悲痛啊!至少我这个旁观者的心，已陷入了悲痛。我忽然对老师说：

“老师，您发个愿吧!愿将来有母子团聚的一天。”

老师淡淡的自言自语道：

“是啊!发个愿吧!”

老师到香港后，听说老太太很盼望儿女能回乡相聚，但孙子们到香港见过父亲后，老太太了解了情况，也就不再巴望着儿女是否回来了。

密宗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有一个故事：大师在修道时，他遥远的故乡，常有人带口信来，说他的母亲想念他这个出家的儿子，希望他能回家见个面。

一次，又有乡人带来口信，说母亲希望他回去见面，要他务必设法回家乡一趟。

古时候交通不便，往来费时，这位大师就对来人说：

“这样吧!我一时无法回去，待我画一张我自己的像，请你带回去交给母亲，她老人家看到我的画像，也就像看到我一样。”

这个乡人无奈，只好把大师的画像带回去了。当老人家打开画像后，画中的大师竟叫了一声“妈!”

老太太高兴极了，立刻说：

“我的儿子成功了，回来不回来都不要紧了。”

这不过是一则故事，也许他的母亲只是想知道儿子的修行究竟如何，故而总托人叫他回家见面。但我却偶尔会想，为什么老师的母亲后来并不再要老师回家见面呢?是老师带回过一张自己的像，叫过一声“妈”吗?抑或是老太太曾神游香港，已与爱子见过了呢?

老太太仙逝，老师也没有回乡，国熙从香港回去奔丧，另外李素美、李传洪、尹衍梁等好几批冒着寒冷前往温州协办丧事。

记得卫梦楷也去参加了丧礼。事情过了不久，卫梦楷从香港到台北来了。人家知道她曾去参加丧礼，就邀请她在十方讲堂，向大家报告经过。

她说得很感人，但最使人感动的部分，是对师母(王翠凤)的赞美和敬佩。她说：

“师母是那样的安详、守礼、按部就班，看到她的一切，自己真觉得惭愧万分，我们天天说学佛，连一点师母的坦然无争的气度都没有，真惭愧啊!应该先向师母学做人之道才是啊!”

卫小姐的这番话，不久，就得到了证实，那是师母到香港的时候。老太太过世时，师母王翠凤女士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了。在这以前的很多年，她一直都是亲自照应婆婆，夜里更是同榻而眠，随时照顾琐事。放眼天下，不但这样的媳妇少见，恐怕这样的女儿也不多。这个日夜照料婆婆的媳妇，自己也早就是一个老人了啊!

老太太走了，当年的秋冬之际，老师就办了手续，邀师母到香港来会面。师母抵达香港的前几天，我刚好从北京回到香港。记得王启宗，孙老板的太太林美年等，许多人也正好都到香港来了，大家都企盼着师母的到来。

师母到港的前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对老师说，我想明天就回台北，不等着见师母了。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说：

“师母千里迢迢是来与老师相会的，至于是否多看到一个老师的学生，并不重要；况且，师母与老师分别四十多年后相聚。一定有说不完的话，外人越少在场越好。”

老师首肯了我的意见，所以我就在师母到的那天走了，与师母未曾见面。

王启宗办完了事，不久也回到台北，向我们仔细述说了师母到港的情况，还照了不少相。师母与老师重逢，老师对她说：

“过去几十年辛苦你了。日子不好过，让你受了许多委曲折磨。”

老师这样说，可能是希望她一吐胸中郁积几十年的苦难，但师母却回答说：

“过去的事说它干什么，只管未来吧!”

这是何等的心胸和度量!一个女人，对于几十年的苦熬，毫无怨尤，竟然一语带过，天下有几个女人能做得到呢!

老师的学生们热情的带着师母去买东西，看电影，甚至到美容院烫了头发。林美年还要买高跟鞋送给师母，后来老师说师母年纪大了，恐怕不习惯穿高跟鞋，扭了脚反而不好，孙太太这才作罢。

对于大家的热情，师母愉快而自然的一一接受，但听王启宗说来说去，总使人产生一种感觉，师母是要使大家高兴，使事情圆满。她，永远扮演着服务别人的角色，一个慈悲喜舍的活菩萨；而周围的我们，反而成为“本欲度师母，反被师母度”了。

师母没有留恋香港，她只住了半个月，就提前又返回故乡了。五十多年的夫妻，相聚只有两年，再相逢只有两周。

但是她，平静自在的回去了。她和老师在家乡的直系子孙，已是四代同堂，她更舍不得长时间离开这些儿孙们。

金温铁路

由于老师在香港，我又为了出版的事常去大陆，所以我在香港停留的次数就相当频繁了。渐渐发现，老师对金温铁路的修筑的事，已涉入很深。

自从老师来到了香港，浙江省方面不断来人磋商金温铁路的事，几乎我每次到港，都会碰见浙江省来的代表，由王伟国陪同。

我曾遇见过的，前前后后计有浙江副省长柴松岳(现在的省长)、有温州市长刘锡荣(现在的副省长)、副市长马云博，主任级的有章华表、陈敬之等，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无法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

而老师这里，也不断派人前往浙江省，去实地考察具体情况。代表老师去浙江调查或开会的，有彭嘉恒和马有慧夫妇。马有慧是澳门的名门小姐，熟悉大陆事务，她与彭嘉恒，都是加拿大学成归来的会计师。

另外参加筹划的，还有一位蔡世亮蔡老板，他是香港实业家，旗下多角经营，在老师那里所吃的水果，多是蔡老板日常供应的。蔡老板更热心公益，在福建他的故乡，办有养老院、孤儿院等。

另一个就是联盈公司的总经理李素美以及包卓立，李素美投入的时间精力更多，他们都多次前往浙江，辛劳备尝。

在台湾方面参与筹备策划的，主要有李傅洪、尹衍梁、陈定国夫妇等，他们也都是企业界及管理组织等方面的有力人士，且个人事业遍及多地。陈定国博士实际上是当时正大集团的执行副总裁。

这些台、港双方的专才，都三番五次的以专业立场，带领着律师银行界等，去调查、评估、协商，在老师的领导下，将这个修筑铁路的计划努力推动。

一九九0年二月二十五日，尹衍梁代表老师的联盈兴业公司，到上海与浙江省地方铁路公司的代表陈同海，签定了中外合资建设金温铁路的协议书，见证人是贾亦斌及丁世祥。贾亦斌是政协委员，民革主席，他和老师是抗战时期成都中央军校的旧识，那时老师是政治教官，他们“同在军官教育队工作，彼此很谈得来……”(贾著《半生风雨录》)。

接着是彭嘉恒及马有慧二位会计师，深入研究评估具体的问题，即资本额、贷款问题、经营权、外汇平衡等等，并向老师提出书面具体报告。

但是这个合资修筑金温铁路的计划，经过复杂的作业程序，耗费了将近两年的时光，直到一九九一年底才得到国务院的批准。而在这两年之间，浙江省的领导已经更换，原来的温州市长刘锡荣已调离温州市，继任的市长为陈文宪，市委书记为孔祥有。

新的温州领导，对铁路的修建，亦极有热忱，上任后曾致函老师：

尊敬的南怀瑾先生：

为了不辜负浙西南人民的期望，不辜负先生爱国爱乡的赤诚之心，我们将建设金温铁路作为自己上任以来的头等大事，全力以赴的做好金温铁路建设的一切准备工作，不遗余力地推进铁路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努力促使金温铁路的宏伟蓝图在“八五”前期获得实现。

我们殷切期望南老先生方便的时候，拨冗莅温考察、指导我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我等将竭诚欢迎!

温州市委书记　孔祥有

温州市长　陈文宪

一九九一年八月五日

合约的正式签定，是在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浙江省地方铁路公司是由杨国章经理签字，确认见证人为省长柴松岳。香港联盈公司则由李素美总经理签字，确认见证人为南怀瑾。

在双方会商讨论的时候，老师曾说了一段话，其中有一段是：

我一生说出的话，一定做到，我做一件事，只问它应不应该做，该做的，我一定去做。这条铁路大家企望了八十年，修了七次都没有成功，今天我就决定一定要修，不是为我，是为了要开启一个大例子，中国政府的公共建设可以和外资合作。因为不如此，不能加速国内的公共建设。所以我们不去打开这个关闭的大门，那么几十年都不会有人打开这个大门的。但是如果我们打开了这个大门，以后的人就好走了，政府也就会更改法律，就不会这么批来批去了。创造一个新境界，领导这个时代在变的人，永远是辛劳的。我希望大家知道我的想法，我的目的，不是在投资，我是在做一个笨人而已。你们说什么台商，就是不懂得宣传，我明明是外资、港资，总要加上一点政治色彩。你们知道，修这条铁路，既不是政治目的，也不是经济目的，只是开启一个例子。你们看，送钱去，都得等三年来来往往的批文，这个大门，我们不去打开，谁愿意去做呢?

签字后不久，我刚好到了香港，晚饭后与包卓立聊天，他向我透露了一些消息。据他所说，金温铁路经过评估，从商业角度上说，绝对不能投资，但老师却决心要做这件事。

最有意思的是，老师对做成一件事的看法与胸怀，显然与众不同。当有经验的人提醒老师，如将资金一旦汇入，大陆办事的习惯，都会又买汽车，又买装备，先花一大堆钱给个人方便……

老师却说：

“譬如我汇进去一百万，他们就算浪费了八十万，总会用二十万修铁路吧!一旦开始修铁路，就不能停止，就会修下去了……”

老师这个大胆的做法确实非比寻常。当我走笔至此的时候，谢天谢地铁路已经修好通车了。但是其中的苦太难描述，从九二年正式开工，到九七年四月全线通车，老师所写给有关各方的信函，竟有一百多万字之多。这不是金钱的问题，一件事的成功，靠各方力量的配合。中国人本位主义浓厚，要把这些本位主义都捏合一起，往往是最困难的一项工程。

候承业博士是一九九三年七月起参与金温铁路部分工作的，常常往来于美国、香港、浙江省之间。

记得老师说过，对大陆投资，必须具备四项理念和认识：“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中国文化的精神”。照金温铁路修筑的艰困过程来说，恐怕还要另加第五项，那就是超人的无私奉献和无限广阔的胸怀。

这件长达十年的事，需要惊人的耐力和绝对冷静客观的头脑。两岸三地以及美国，常听到有关老师与金温铁路的闲言闲语，但老师一概置之不理。甚至老师还说，一个人要做事，背后一定会有人批评，只有忍辱，就是俗语所说做事要“忍辱负重”。一般人都能负重，但不容易忍辱，不能忍辱就会功亏一溃。

铁路修好了，老师还路于民，铁路沿线的一切利益都不染指，干净利落的写下句点。

厦门之行

福建省厦门有一个南普陀，是一座寺院。因为浙江省有个普陀山，厦门在浙江之南，故名南普陀。

浙江的普陀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传说为观音菩萨的道场，有许多传奇的事迹。

南普陀座落厦门，也是颇有名气的道场，还办有闽南佛学院。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历史因素及地利之便，与台湾民间往来密切，香火也较内地为盛。故尔内地许多出家人，多向这里流动，一时之间，这个只能容纳两百人的寺院，出家众竟达四百人之多。

大约是一九九一年的时候，郭姮妟(沙弥)和母亲李素美女士到厦门时，曾到南普陀参观，与住持妙湛老和尚见了面。

这位老和尚已经八十多岁了，东北籍，是一个修行严谨的出家人。他对来客说，此生有两大愿望，其一是修建一个禅堂，其二是想举办一次“禅七”。

郭姮妟被和尚的真情所动，当时就承担了这桩事，向母亲、舅舅及老师化募，终于促成了这座禅堂的兴建。

老和尚后来数度前往香港与老师会面，相聚有缘，我也曾两次在香港遇见老和尚。

老师接着陆续有些计划，支持寺院与厦门大学合作，培植僧侣的学养，提升他们的水平，以利宏法及修持。

老师常对出家人说，现在的社会，在家修行的人很多，你们出家人会的(包括唱念敲打)，在家人都会。但是在家人会的，你们出家人不一定会。这样一比，出家人就矮了半截，如何说法?如何度人呢?所以要赶快迎头赶上。老师在上海也曾支持这样一个计划，是与复旦大学合作，由王雷泉教授主持，培训各地选的僧众。

妙湛老和尚与老师很投契，老师的高堂慈母之丧，老和尚也曾派人前往主持诵经法会。

厦门大学与南普陀制定了合作计划，后来又延伸到更多项的计划。厦大成立了海外中医科及针灸科，中医是学习两年，针灸是三个月。老师鼓励许多台港的青年前往受训。台湾的出家人去学习的更多，如宏忍、法光、亲证、圆观、禅定等，还有美国小姐纪雅云(P．Gia50mmasi)，另外李淑君、吴美珍(陈定国夫人)、谢锦扬、陈照凤、吴振鹏、林世光、曾湘如等都曾前去学习。其中香港的林世光，又多次再进修，后来便一直在香港开业。

曾湘如女士原为劳政武先生的《龙旗》杂志编辑，一九九三年南老师嘱劳君停办杂志，后在广东开平辟建“凤仪实验观光农场”，由曾湘如主持，老师颇为鼓励，答应担任名誉董事长。曾女士随即又前往厦大学习中医及针灸，成绩很好，九六年底又回厦大实习，辛劳引发旧疾，回台不久就去世了，实在可惜。

最有意思的是，台湾长庚医院脑神经内科主任朱乃欣医师，也曾前往学习。朱医师在美国密西根医学院时，与陈定国博士比邻而居，成为好友。他本来在美国医院当医师，在这一行十分杰出，常代表美国到各国参加医学会议。后来被王永庆坚邀回台，负责长庚医院脑神经内科。有一次他与陈定国博士一同来港，老师就劝他再学一些中医的知识，可补助医疗，他果然安排时间也到厦大去上中医课了。他虚心好学，精神可佩。

朱医师更擅长散文，随手写来，温馨感人。他经常为报纸杂志写文章，有医学知识的，有抒情的，极受读者欢迎。他也曾为《人文世界》写过文章，并出版有《认识脑保护脑开发脑》等书。

话题再转回南普陀，郭姮妟所首倡建造的禅堂，盖了两三年，终于完工了，听说过程也颇曲折困难。一九九三年冬将完工时，妙老又来到了香港。

这次老和尚前来，是专程邀请老师以贵宾身份，参加这个新禅堂落成典礼。并请老师主持新禅堂第一次禅七。

妙老认为，新建禅堂当然要举办禅七，由老师主七才是最圆满的。

但老师辞谢不去，要他另请高明。妙老在来港之前，已经几次在电话中邀请老师了，因为老师不答应，他只好亲自前来，表达诚意。就这样，来来往往，很折腾了一段时间，最后抵挡不住老和尚为大众求法的愿力和诚意，老师终于答应了。

这时宏忍、法光、亲证、德修、日鸿等几位比丘尼，仍在厦大学习，她们从前都是“十方书院”的学生，现在就近都参与了准备和协调的工作。时间仍按照老师的老习惯，定在农历正月初二开始。

当我们在台湾知道的时候，已大致筹备好了，因为要去的人很多，又逢过年长假期，故尔机票难订，要等候补机位，老师在电话中对我说：

“你可以先到北京，再由北京搭机去厦门。”

我很奇怪，为什么要绕那么远呢?老师说因为从香港去厦门的机位都没有了，但从北京去厦门仍有。幸好我有一个亲戚在华航，所以就由他帮忙，经由香港陈勋伟先生，解决了机位，于除夕前一日先到香港。

老师则在除夕当天，由吴振鹏陪同，先到厦门去了。老师嘱咐国熙代他作主人，陪大家吃年夜饭，饭后还要遵循老传统，掷骰子玩赌钱游戏。

当晚与陈定国夫妇、劳政武一家五口、谢锦扬、欧阳哲、曾湘如还有国熙的准新娘何碧媚等一同吃年夜饭，掷骰子。押注只有一元、五元等小数目，结果我是大赢家，只可惜不在美国的赌城，否则就赢得多了。

我本来不想去厦门占位子的，因为以往老师在台湾的时候，跟着打禅七也有不少次了，我对老师说：“打死也悟不了啦，不如把位子让给年轻人。”但听说这次人数太多，老师的题目是“生命科学的研究与实践”，由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界也涉入生命多边的研究。

记得三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已有梦境研究室，其他如进入禅定时的脑部及生命现象的变化，也都在科学界展开研究。近年来全世界更对死亡的研究不遗余力，美国有些大学还开设了死亡学研究的课程。

禅堂和妙老

到了厦门才知道规模之庞大，竟有七百人之多，临时赶来旁听的，也有不少。禅堂只能容下半数，其余的一半，只能坐在楼上讲堂，借着闭路电视，听老师说话，并观看禅堂的活动。

寺院里的出家众，只选出了部分人参加，多数的都在后勤岗位担任支援的工作，如做饭，准备茶水，清洁工作等，他们十分辛劳。如按照佛门的说法，这些服务的人，都是护法，功德无量。

参加的人，从美国、法国、香港、加拿大、台湾分道而来，但最多的仍属大陆同胞。小舜和几位温州的人士一起来到，也有从各地寺院来的老修行，及不少老居士。

最难得的是四川来的几位，其中有维摩精舍从学过袁焕仙太老师的门人们。另有秦敏初女士，她的母亲是张怀恕，一九四五年时，老师曾在五通桥张怀恕家中闭关。

另外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和尚，是峨嵋山的通永法师。他是老师在峨嵋山闭关时的护关兄弟，与老师的情谊非比寻常。他们与老师分手整整半个世纪，此次再相逢，在这种场合，更别具意义。

通永老和尚极富幽默感，也可以说是禅机。有一天在晚会心得讨论时，他发言了，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老师说：

“我很想看到你抓几条鱼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才痛快。”意思是说想看到几个当下开悟的人。

老师笑了，回答他说：

“我也想啊!可是这些鱼都很滑，抓不住啊!”

这次共有三名医生参加：香港的黄昌发医师、台湾洪文亮医生，及朱乃欣医师，他们都从生理学和医学的角度，解答了不少疑问，这些问题多数都与修持引起的身心变化有关。

七日之中，仍由李淑君及古国治写黑板。

厦门是个好地方，我们这些人，被安排在厦大为海外侨生住宿的公寓中，那时公寓刚落成不久。从卧室窗子往外看去，就是大海了，每晨起来看到海面上渔船点点，令人心旷神怡。

七天结束后，许多人纷纷安排回程，临行的前一天，饭后回宿舍时，在电梯中遇见小舜，他与另一个温州记者朋友过来谈天。小舜说，他曾与母亲、哥哥到过台湾，那时老师住在基隆，所以他在基隆的户政事务所还有户籍呢。说起来又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厦门七日的盛会是一九九四年的二月，后来这一年及第二年(一九九五)，妙老也到香港来过，因为南普陀不断举办社会福利事业、救孤、赈灾、义诊、发挥大乘的济世精神。

九五年十一月七日，妙老又来到香港，这次是要再度邀请老师到厦门讲演。

但是，老师没有说去或是不去，只转移了话题，劝妙老把寺务移交，一切放下。

那天大陆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正好来访，老师介绍他们相识，希望大陆政府善用宗教的力量，辅导宗教界走入社会，致力社会福利工作，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因为阎明复主持的民政部门，正是负责社会福利救苦扶孤等项工作的。

一周后，妙老返回厦门，再过一周，却传来他得病的消息。

十二月初妙老住进了北京医院，诊断结果证实是癌症。但妙老拒绝开刀，也拒绝化学治疗，他坚持要回到南普陀，顺应自然，迎接一切。

阎明复在十二月中旬到医院探望妙老，但妙老只写了几个字给他：

“毋忘世上苦人多。”

妙老十七日回到了南普陀他的方丈室，次日晚上，弟子打电话给南老师，请和老和尚说几句话，这是最后的话别。翌日中午，妙老右胁吉祥卧，安祥的，尊严的，平静的去了。

南老师的挽联，评价了妙老此生的行持：

处变不惊　数十载密行止观

悲愿主普陀　谁说蜀流无大德

临危不乱　三星期随时通话

坚持归丈室　果知定慧有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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