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南怀瑾先生专辑

洛杉矶之旅

到了一九八三年的九月，老师已经讲了三年的那个特别班结束了。

历史学术的研讨，本来是没有什么讲完不讲完的，当时的停讲，据我的猜测，也是有些环境的因素所造成。

那些高级将领及政要们，外加企业界的领导人，定期相聚本是听讲演，或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或为兴趣而研究；或为充实自己而进修，纯粹是业余爱好。但是日久传扬开来，总有人加油添醋，吹到有心人的耳朵中，产生疑虑在所难免。

当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关人士，再三邀请老师与蒋经国先生见面，老师始终不肯，可能由此造成不快。但南老师既无政治企图，为避免无谓的节外生枝，就停止了这个课，也避免一些风风雨雨的传言。

这时美国有一位华侨，当律师的夏先生，来台拜访南老师，希望与老师合作，在美国推行文化活动，初步构想先办一个杂志。

关于文化推广活动，不是老师基本的愿力，尤其念及海外侨界，远离故乡，看看书报都没有在台湾这么方便，所以立刻同意了夏先生的提议。

记得为此还开过好几次会，讨论如何进行。协会秘书长蔡策先生，是资深新闻记者，就决定派他前去。后来可能老师觉得两个人更好，就希望我能一起去，一方面配合蔡老语言上的不便(蔡老不谙英语)。

当时先母已届九七高龄，虽说身心尚称健康，到底是年高之人，我先把老人家送到苗栗的姐姐处奉养，并向老师说明，如有任何突发状况，我必须赶回台湾。关于我要去美国的事，先瞒着先母，她还以为我仍在台北呢。

我们到了洛杉矶，后来办了《人文天地》月刊。但是只过了三个月，我就收到紧急电话要马上回台，原因是姐姐留在大陆几十年的儿子，忽然到了香港，姐姐要去与他相会。那时两岸还不能相互往来，亲人只能到香港相聚。

我回到台湾后，短期无法再去美国，杂志才出了两期，夏先生不得已，就结束了这个计划。过了没多久，蔡老也回来了。这个劳师动众的计划，因各种因素未能继续，也算是一个无奈。

那年的冬天，先母夜眠竟然未醒，撒手离开了这个人世。

天台传人——显明法师

当我们要去洛杉矶的时候，朱文光正在替显明法师办理赴美手续。那时许多出家人都得到美国的签证，到了美国又很容易得到长期居留权。因为美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对宗教工作人士优待，并且不论任何宗教，一律平等。因此也有人利用这个法令，先剃头当了和尚，到美国拿到居留权后，就再还俗。

在我们临行前，老师特别交代说，显明法师在美国不熟，要我们先照应他一下。老师又说：“他在美国有法缘，不久自有人邀聘，你们只要短期给他方便就行了。”

显明法师与老师相识，是在抗战末期的重庆。那年(一九四二)冬天，“国府主席”林森及“司法院长”戴传贤，把虚云老和尚从广东接到重庆，主持救国息灾大法会。林主席及戴院长为法会主要发起人。南老师是陪同他的老师袁焕仙先生，从成都前往拜会虚老的。显明法师那时还年轻，为虚老的首座，他当时跟随虚老，住在慈云寺法会所在地，故而与老师相识了。

那时抗日战争在极艰苦阶段，“政府”正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所以法会结束，显明法师就响应号召，脱下僧衣，参加抗日行列从军去了。他在青年军当到政治部主任，多年后退休，再穿上僧衣，恢复出家面貌。

记得是一九七四年，老师已迁离莲云禅苑的四楼，有一天居士会邀请一位雷老师讲佛经，那天我和住在三楼的行廉姐，一同到四楼听讲。这位雷老师讲得十分精彩引人，令我印象深刻。不久听说雷老师披上僧衣，原来就是显明法师。

十方书院成立后，特聘显老担任经典教授，当他第一次来时，南老师怪他说：“既然你知道我在这里，为什么不来相见?”

显老回答得很有趣，他说：“听说你喜欢骂人，所以不敢来!”

老师只好笑了。

显老是十三岁出家的，在重庆与南老师碰面时，已经正式深入经藏很多年了。他是天台宗第四十五代传人，所以讲起经来有根有据，有板有眼，又很吸引听众。

显老到洛杉矶那天，我们好几个人去机场接他，记得李素美小姐也是同班飞机来的。接到显老后，有人提议去吃海鲜，我觉得有点尴尬，就对蔡老(策)说：“我们陪显老吃素菜吧!”

岂知显老连忙说：“不要不要，去什么地方吃都可以，我只要叫一杯牛奶两片面包就行了。来的时候南老师特别嘱咐我，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一切随缘就好了。”

我们到海鲜餐厅吃饭，特别为显老叫了一盘罗汉斋，岂知大家都爱吃这道素菜，显老反而吃得不多。

当天显老就在我和蔡老所租房屋下榻，在客厅搭了临时床铺，只是他只住了几天就被人请走了。

朱博士两三天后也来了，他带着南老师交代的事项，他的美国朋友艾伦(Karen Allen)博士，也应邀来与我们一同会面聚餐。

艾伦小姐是哲学博士，因醉心《易经》而与朱博士成了好友。那时朱博士翻译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Tao And  Lon-gevity》)刚在美国出版，艾伦博士也是这本书的校编。

当艾伦博士知道显老是天台的传人时，就邀请他到她任教的加州大学去讲演，并坚持要我去当传译。

美国的大学生也是喜欢逃课的，艾伦所教的这班是选修课，有五十多个学生，正常总有十几个缺课的。那天听说中国天台宗第四十五代传人法师前来讲演，一时间全部到齐不说，还另有来旁听的。

显老讲完之后，同学们听得极为兴奋，提出不少问题，当场对答；有的美国学生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佛教的僧侣呢。

艾伦教授不久还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叙说同学们的热切反应，还希望能再有机会请显老去讲演。只是不久显老就被沈家桢居士聘请到纽约去主持大觉寺及庄严寺了。

显老是个十分谦恭的人，加以军中及社会上的历练，他是深谙教化的方便法门的。有一桩事特别要提一下。

几年前显老在纽约路上出了车祸，他所坐的汽车翻倒路边，四轮朝天，他则被困在车里，后来当然被救，幸无大碍。

当显老述说这个意外时，有人就问：“师父，你翻车后，有没有赶紧念佛号啊?”

显老回答说：“当时一心急着从车里爬出来，也就忘了念佛。”

大家听到他的回答，都赞叹显老诚实，但是依照显老的方便教化，他这是借此提醒大家，一心不乱是多么的困难!不要以为平常无事时能有一心不乱就是本事；等到大事临头，生死到来，有几个人能一心不乱?所以口头禅是没有用的。

至于他说自己忘了念佛，也只是说辞罢了。

卡普乐与李约瑟

当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台北老师那里却来了一位美国的禅宗大师卡普乐。我和蔡老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搭华航班机到洛杉矶去的，九天后的三月十五日，卡普乐带领两位大弟子来到了台北。

那时王启宗代替蔡老，担任协会秘书长，一切由他安排。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他在《怀师》一书中写道：

他知道禅宗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于是他曾亲自率领二十多个学生，去中国大陆礼拜禅宗圣地，并参访中国禅者，遍历少林寺等名刹古寺。结果使他失望了，他感觉到大陆上有关禅宗的一切，都没有生命，只是残留的寺庙、佛像以及遗迹。因此他发心带领两个男女弟子——贝克先生和般森女士，专诚东来，到尚保存有中国固有文化的台湾，寻见禅宗的根，参访禅宗大师南怀瑾教授。他这个愿望，由田宝岱夫人叶曼居士从中介绍；起初怀师并不愿接受，婉转谢辞。后来有人提出为了中、美文化交流和国民外交的需要，由“文工会”与“救国团”主办，怀师方才勉强首肯。遂即吩咐我策划卡普乐访华寻根十天内的活动行程，加强与有关方面的联系，以及准备安排他们一行三人的食、宿和交通等接待问题。一切准备妥当，作业完成，卡普乐按预定时间，于七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许，率领他的男女两位弟子，一行三人到达本会。卡氏一见怀师，便拥抱在一起，并赞扬怀师风度的清华幽美，对怀师极为亲热友善。翌日即依照预定之行程表开始活动，有座谈会、访问、购置宗教用的钟鼓等乐器，和在中山堂中正庙公开发表演讲三次等。或许因为卡氏久为师位自视甚高，但怀师始终待之以礼，总不愿与他讨论禅宗。后来经他再三诚恳的向怀师请益，才在这十天逗留中，总算有两度深夜单独恳切地与怀师相谈，终于使他心诚悦服地承认受益良多，至于他俩之间如何传心法印，那么只有从中担任通译的朱文光博士知道了。

在卡普乐和他男女弟子一行三人临别前，在本会禅学中心举行之饯别素宴席上，以及由双方僧俗联欢表演节目中，均可以看出卡氏及其男女弟子，衷心感谢，诚恳的感激。卡氏更一再紧抱着怀师，几次连番的说：“我不能不再来!”由这些谈话中，充分表达出他拳拳服膺的钦敬和喜悦。

我是六月从洛杉矶回到台北的，赶上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来访南老师的这桩事。

李约瑟是英国著名的学者，他特别推崇道家之学，他的著作《中国科技文明史》对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他认为中国道家“对大自然的思考与探究，奠定早年中国一切科学的基础，比亚里斯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决不逊色。而且当中国科学思想及技术已经辉煌的年月，今日西方科技发达的国家，那时还正在洪荒时代。”

李约瑟对中国道家评价极高的说法，使中国人大大兴奋，对自己的文化长时期失去信心的中国人，又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其实李约瑟的这本书中，有关中国文化科学方面，尚未深入内层，但已够使中国人反省自己的宝藏了。

李约瑟在写他的巨著时，曾求教过我国许多学者专家，如郭本道、冯友兰、王亚南、王星拱、黄方刚等。但有关道家学术思想方面，尚未完成，所以特别到台湾来搜集资料。

李约瑟博士偕同他的学生鲁桂珍博士，是九月二十二日来拜访南老师的，那天是陈立夫先生陪同前来。预先约定两小时谈话，结果谈得太投契了，不觉三小时已过，仍欲罢不能。南老师只得告诉他说，晚上还要讲课，才算结束。

那天的学术会谈，闻讯前来参加的人不少，有程沧波(“立法委员”)高信委员长(“侨委会”)、邓文仪将军、熊先举馆长(“国立编译馆”)、张柽总干事(道教总会)、洪文亮医师、朱文光博士，另有德国学人Bojdnov博士，Auhajann博士，以及法国柯友耕博士等。

除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位西德的学者，是卡普乐介绍，前来拜访南老师。他遇上这个特殊机缘，也参加了这个历史性座谈。

离台赴美

这一年发生的事情真不少，先是写《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在美国被暗杀了，媒体及各种小道消息，震撼了社会，造成不安。

台湾地方太小了，资讯又太发达了，任何突然的事件都会在这小岛上造成不安。

有人说，为了转移注意，官方开辟了第二战场，就是揭露了酝酿多年的十信案，而十信的蔡辰洲老板，正是时来看望老师的人。

商界的动荡也牵动了党政界，蒋经国先生究竟准备把网撒多远，无人知道。于是另一种不安弥漫着，只是范围缩小了。而这一回合，民众则是扮演着看戏的角色。

整个一九八五年上半年，这个戏码都在不紧不慢的上演着，压得许多人喘不过气来，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被波及的池鱼。

六月中旬，在这诡异的气氛中，突然来了一个美国文化基金会的访问团。他们除了访问台湾，作文化交流外，也来邀请南老师赴美，合作推行文化活动。

老师了解他们的组织及性质后，就答应了，立刻办理赴美手续，安排各项事宜。老师一切动作迅速，从决定到启程，不足两周。

七月四日，老师挥别了居住三十六年的台湾，搭机赴美了。在飞机起飞前，老师心中似乎还有一个结，生怕有人赶到机场，请老师务必留下，客客气气的限制出境。因为那时有谣言说，老师是“新政学系”的领袖，更有杂志评列老师为台湾十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飞机起飞了，这一切也就成了过去。

陪护老师到美国去的，一共有五个人：李素美、李传洪姐弟、润泰公司董事长尹衍梁、洪文亮医师夫妇。他们不久就先后回台了。

洪文亮是高雄洪外科院长，也是法医，他是八年前(一九七七)认识老师的。他从一个绝对唯物的人体物质科学，踏入形而上的领域后，努力又努力，并在他的医院中，融合唯心的意识训练，进入唯物的医疗中，颇有成效。

洪医师也是美国的合格针灸医师，更通达阴阳五行及堪与之学，好像不论什么事，他只要去学，没有学不会的。除此之外，又是出名的孝子，说起来他似乎很完美。

但是，不然!因为颇有人说他“很傲慢”，幸亏我还没有感觉出来，只是有一次，他从高雄来到台北，在与大家打过招呼后，他自己就坐下来，谁也不理了。那时老师还没有进来，看他那个样子，也许是在入定也说不定，这种形象可能使人感觉傲慢，也有可能。

李素美、李传洪姐弟，那时也认识老师两三年了，有一段时间，李素美还负责《知见》杂志的工作。

远在认识老师之前，李素美就已学佛多年了，她的女儿出世时，因为头圆圆的没有头发，好像寺庙里的小沙弥，她的外婆故而就帮她起了小名叫“沙弥”。

李传洪是个入世做事的人，这几年在台北北投办的“薇阁”中小学，他花了许多心力，使之成为顶尖的名校，成群结队的人，想把子女送到那个学校。因为他交游广，朋友多，来托情的人自然就很多，招生之前的日子，他都不敢回家睡觉，因为打电话说情要进他的学校的太多，实在无法应付。

当然，连我也是说情之中的一个。

有一次，他拿了一篇开学致辞的短文，要我发表一点意见。我问他是何人代笔，写得那么好?他说是他自己写的。当时我大吃一惊，不知道他文才那么高，实大出我所料。

尹衍梁与李传洪，年龄差不多，他的父亲尹书田，听说从前是台湾商业圈中“山东帮”的知名人物，作生意殷实规矩，风评颇佳。尹衍梁主持的润泰建设，多年前在一次大地震后一夕成名，因为他所建造的大楼，屹立无损，不像许多其他的建筑，在地震时多少遭到些损坏。润泰那栋原本滞销的大楼，地震后立刻销售一空，被人肯定了。近些年来，润泰经营走向多元化。

在老师赴美的时候，我因个人的私事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连机场送行都没有去。

老师赴美，心情如何呢?他有一首诗如下：

首途赴美

不是乘风归去也　只缘避迹出乡邦

江山故国情无限　始信尼山输楚狂

出境是无可奈何的走避罢了，故国江山难忘啊!楚国的狂人陆接舆(《论语、微子第十八》)曾笑孔丘，东奔西走想教化民族国家，都是白费气力而已。看来孔子是输给楚国这个狂人了，楚国这个隐士狂人说得不错，一切都是白费气力啊!

一脚踢的人——陈世志

当老师宣布要去美国的时候，协会工作的同仁们，突然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史济洋随同她的先生陈行夫，也移民到美国去了。陈行夫原在东吴大学任教，因会在军中工作，对兵法有研究，著有《孙子兵法白话解》(幼狮出版)后又学习针灸，现在是美国德州的针灸医师。

另一位担任会计的林秀龄，接着也和先生黄胜雄及三个儿女移民到加拿大去了。不久的功夫，协会也就只留下一个办事处，一切事务仍由王启宗带领谢锦扬去处理。

至于老古文化公司的业务，老师交由陈世志负全责，并且立即搬离复青大厦九楼，回到原来的信义路三段二十一号，也就是现在“老古”的地址。

说起这个“老古”的地方，应该赞叹老师的远见。当协会几年前迁到新买的复青大厦时，老师仍继续保留租用的这个老地方，那时真觉得是浪费。当时陈行夫夫妇及陈世志夫妇等都迁住在这里。也幸亏保留了这个地方，“老古”终于又搬回来了。

陈世志毕业于台大心理系，在大学就读时就常与同窗李慈雄到南老师这里来听课了。他毕业后服兵役两年，回来不久就正式到“老古”公司来工作，大约是一九八三年的时候。

那时的“老古”公司，由老师亲自主导一切，除了出版书籍外，还有一个《知见》杂志。

说起《知见》，本来是从智法师所创办，由于稿件多由老师这边提供，后来索性老师接手，一方面老师也希望从智师专注于佛法的修持。《知见》由老师接手后，蔡策和陈世志都是基本干部。

陈世志来到“老古”后，一切亲自动手，从抄写《孟子旁通》的稿子，到去门市看店、印刷、装订、广告、发行及编务等，都磨练过了，成为俗语所说“广东顺德老妈子一脚踢”的人。

陈世志是个有才华的人，文笔也不错，他更具有创意，所以在接手“老古”后的三年中，就有些创举和突破。

他首先收集南老师散见名处已发表的讲演记录及文章，分类整理成册，编印出版，计有：

《中国道教发展史》　一九八七年

《中国佛教发展史》　一九八七年

《序集》(现名《中国文化泛言》)　一九八六年

《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　一九八六年

《习禅散记》　一九八六年

《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　一九八五年

《金粟轩纪年诗初集》　一九八七年

另出版老师从未发表的讲记有：

《禅观正脉研究》　一九八六年

《老子他说》　一九八七年

《易经杂说》　一九八八年

除此之外，他还从《人文世界》及《知见》杂志中选集人文文库，印行了几本他人著作。又出版了《净名文摘》等。

他又积极参加书展，推广发行。那时协助他共同奋斗的，是他的另一半林妙玲，以及十方书院从学过南老师的陈加进。他们每日忙进忙出，一共只有六个人在奋力支撑着。

另外，老师的两本书《历史的经验》和《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虽然出版在老师赴美之前，但那也是陈世志所完成的；而《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一书，正是他收集整编老师讲记及文章的开创工作。

为了庆祝南老师七十寿诞，一本集体著作《怀师》，也是在陈世志时代出版的。

一九八八年，陈世志开创了自己的“晨曦”出版社。他虽离开了“老古”，但他对“老古”所尽的心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接任主持“老古”的，是古国治。

真正的行者

在这个时期，就在台湾这个小岛上，也有些政治经济以外的事在发生。这类的事情，影响着人心，影响着社会。

一个三十几岁的比丘尼，要在东部花莲，建造一家医院，因为那边的医疗设施落后不足，人们常须还赴台北看病。

当她这样呼吁的时候，许多人笑她，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妄想，因为建造医院需要庞大的资金。

这个比丘尼就是证严上人，她二十六岁出家，从师印顺老和尚三年，秉孙师父“为众生”的教诲，前往偏远的花莲，开始了她对苦难者的关怀和奉献。

起初，她只是带领着几个与她有同样慈悲胸怀的家庭主妇，出钱出力走遍偏僻的山区，救助贫苦的家庭，替无助的老人洗澡、更衣、喂饭。

她自奉甚俭，决不经手捐来的善款，她和她的追随者无私的奉献，渐渐获得人们的认同和支持。参加这个以救苦救难为宗旨的慈济功德会的人，越来越多，以每月志愿捐款为原则，一元也不算少，十万也不嫌多。

到了一九八六年，她呼吁建造的慈济医院，跌破大家的眼镜，终于落成，在花莲开幕了。

这家医院，秉持“爱的医疗”信念，不管有钱没钱，以救人第一为原则。并且尊重生命，造福社会，打破了世俗不缴钱不看病的陋规。

早在十方书院成立之前，证严的清净自律作风已时有所闻了。南老师时常告诫出家的同学们，时代不同了，寺庙里不像百丈时代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自耕作风。如要靠施主布施为生，也是不合潮流的作法。况且佛教传统有句话：“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此生不了道，披毛带角还。”

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寺庙里的饭是那么多人的供食，如果修行未成，下辈子要变牛变马偿还的。

所以老师常鼓励出家同学们，去学一技之长，赖以维生。施主的钱只能做利益众生的事，不能为自己私用，因为将来的是有果报的。

听说早期的证严上人，还做些手工出卖，赚取自己的生活费。老师鼓励大家要学证严上人的自律作风，才是修行人的本色。

后来许多出家同学，到厦门大学中医特别科学习，也就是这个道理。

在老师开课的时候，也偶有年轻出家人，对于出钱买书有些怨言，因为出家人到处都受优待，不必付费之故。

对于这种想法，老师在上课时公开告诫他们说：

“出家未久，有没有一点成就还不知道，却认为别人都应该供养自己，修行上首先要戒除这种贪念。”

许多从学老师的出家人，在取舍之间，颇能遵循老师的教导，并在戒除私欲方面，策励自己。

说到这里，使我回想起洗尘老和尚曾说过的话。那年他从香港来台湾几趟，是为了聘请老师担任能仁书院院长的事，在晤谈中，他忽然说：

“南老!你信不信?出家人中间还有不信因果的。”

南老师回答说：

“我绝对相信，是有这个情况。”

对于这个一问一答，在旁边听到的我，心中有些奇怪，也不明白其中的真意。后来就问老师，洗尘老和尚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道理。

老师说：“洗老是叹息，平常人不信因果不足为奇，但是佛法是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为基本的，即出了家，而不信佛法的因果，岂不荒唐?”

我更奇怪了，又问道： “怎么知道他们不信因果呢?难道他们会自己说不信因果吗?”

“看他们的行为呀!他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都是以为没有果报的。事实上，连每人心中所想的，也都是有果报的。如果真相信了因果，自然不会也不敢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了。所以说，从他们的行为来看，知道他们是不信因果的。”老师这样回答着。

他又引述一个笑话。台北市善导寺的演培法师曾说：“现在的情形是，居士怕因果，因果怕和尚，和尚怕居士。”

有一回，行廉姐在苗栗云寺附近的山坡上，买了一处农家的房子，她对老师说，想把这个房子整修一下，给修行的人提供一个地方。老师听了，立刻反问她：

“谁修行呀?要修行随处都是地方，先把自己的念头管好，把自己的行为管好，先做一个像样的人，减少恶念恶行，行住坐卧只有善念，才算是真修行的初步。”

行廉姐听了，傻傻的看着老师，无言以对。

再看证严法师的行径，激发了太多人的善心，慈济的力量更加壮大，紧急救助遍及全世界。她领导着“慈济功德会”不涉入任何政治，但以救助众生的苦难为目标。她的言行感动了国际，许多奖项都肯定了她的作为，菲律宾“麦克塞塞奖”、世界国民外交协会的“艾森豪威尔奖”，台湾所颁给她的奖章更不计其数；香港中文大学在一九九三年还颁给她“荣誉博士学位”呢。

其实，这些年来的台湾佛教界，也有些是很正派的在运作着，不论在学术上、教育上或传法上，也都能严守原则。在多数假借宗教之名胡作非为的台湾今日社会，可喜的是，仍有少数清流，在教化着愚昧的众生。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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