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南怀瑾先生专辑

美国大学的禅风

钟先生来过不久，“东西精华协会”又搬家了。这次是临着大马路的新建四层的楼房，在信义路三段二十一号。

这个屋主原希望出售，因老师没有经济能力，最后只租用了二、三、四层。这时老师的家属多数都去美国了，只有三公子一鹏和老师，就住在二楼，三楼为办公室，四楼为讲堂。

由于课室较小，只能容下三十多人，故而课程选择了《黄帝内径》、《难经》以及“古琴”、“古筝”、“书法”、“易筋经”、“弹腿”等。听众多的课，则在外面另租场地举行。一九七四年二月所讲的“中华文化与佛学”，一共讲了十二次，就是租用中华文化大楼举办的。记得是请杨政河教授接洽租到的，大厅容纳三百人，每次都是座无虚席。

这时老师在大陆工作会所讲《论语》的课已经结束了，不久又开始讲“历史的经验”，仍由蔡策记录，曾在《人文世界》连载，一九八五年再整理出版。

在钟先生来访的同时，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所，也有一个要向南老师求教的人，她名叫陶蕾。此人与禅宗本是毫无瓜葛的。她研究的是艺术史，当研究到了东方艺术史的时候，发觉处处不离禅宗及佛教。这一下可麻烦了，生为一个炎黄子孙，竟然要向美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不免心有不平；又觉得有些羞愧，羞愧自己对祖先文化的无知。

此时的美国，也正流行着禅宗热。前面已经提到，这个热浪是日本的铃木大拙掀起的，所以美国流行的，自然就是日本式的禅宗。

最奇怪的是，美国大学有些东方哲学或艺术的教授，觉得如果没有参加过禅七训练的话，难以得到学生们的崇敬，因为缺了一项亲身体验。

陶蕾说，有一次上课的时候，那位美国教授刚去参加了一个禅七回来，是由日本禅师主持的。日本禅师有一种训练的方法，用香板在学员的背上真打，常常打出伤痕，甚至血迹斑斑的。但不是每个人都打，所以，挨了香板的人，还会很骄傲。

这个教授一面述说着参加禅七的事，一面解开衬衣，露出被香板打过的背部。一条一条的板痕，历历在目。学生们看得心惊，那教授则面露得意之色，表示他是有境界的人。

但是，被日本与西方人心仪的禅宗，正被中国人随便丢弃。为此之故，陶蕾再三托我，如果南老师主持禅七的话，一定要早通知她。

事有凑巧，十月下旬，高雄佛光山的东方佛学院，邀请南老师前往讲授中国禅宗的“丛林制度”，因为在多年前，南老师曾写过一本《禅宗丛林制度》的小册子。

南老师是十月二十六日前往的，李淑君同去，担任写黑板的工作。那时的佛光山，刚建好大悲殿，其他建设都尚在进行中。

佛光山的七日

南老师从高雄回到台北后，我听说大悲殿是个好地方，又得知星云大师是从南京栖霞山寺庙来的。我虽与他从不相识，却贸然打了一个电话给他：

我说：“师父，我们从前见过的……”

他说：“哦?在哪里啊?”

我说：“来台湾之前，你在南京栖霞山，我在南京鼓楼金陵大学上学，周末我常去栖霞山游玩……”

他说：“是啊!我也常到鼓楼去……”

我们俩人就这样彼此说着半真半假的话，作了开场白，他心中有数，接着就问我：“居士，请问有何指教啊?”

我立刻开诚布公的说明，有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想参加禅七，是否可借用大悲殿，作为禅七的场地?

星云大师听到是南老师主七，立刻满口答应，并且热情的说，一切食宿及费用，全部由佛光山负责。

大师慈悲的胸怀，令人感动。费用方面，当然不能真的麻烦他了，此是后话。

糟糕的是，当我打电话给星云大师之前，并未先得到南老师的首肯。换言之，南老师尚不知道要请他去主持禅七的事。现在佛光山已经表示欢迎了，我怎么去向南老师说呢?心中不免嘀咕起来。

于是我先与李淑君通了电话，计议了一番，然后就赶到了老师办公室去。那时大约下午五点钟的光景，我知道老师也爱吃牛肉面，桃源街有一家牛肉面馆很有名，许多人常常专程去吃。我说要请李淑君及其他这里的人去桃源街吃牛肉面，并请老师作陪。

南老师不疑有他，也就答应了。那时办公室只有另外一位小姐，于是我们四人就乘了一辆计程车，到桃源街那家牛肉面馆。

大家坐定，叫了要吃的面后，我就对李淑君说：“今年我们能不能找个什么地方打禅七……”话还没有说完，老师就立刻说：

  “不来，不来，我是不干的!”没等老师说完，我也马上接了一句：

“请别人来主持总可以吧!”

听了这句话，老师无法反对了，只得说：“那可以，那可以!”

我和李淑君心中暗喜，老师既不能反对，也还得加入我们研究何处是较合适的地方，结论当然是佛光山大悲殿较好了。

只不过，如何去向星云大师商量借用呢?我于是自告奋勇担任商洽借用的工作，其实早就同星云大师说好了。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原因是老师并不愿意打禅七，而不愿意打禅七则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很少遇到青出于蓝的后学，以激发老师的教育火花，试想对着一群智慧平平，只会点头称是的学生，当老师的才能学养怎么施展呢?尤其是禅宗的老师，教化天机活泼的禅宗，更加如此。南老师喜欢别人向他挑战，才有迸出大智慧火花的机会。

其二是老师常说的，彻悟并不是非经禅七锻炼不可；抱本参禅一样有人悟道。现在的社会大众，多数连做人做事的基本还没有达到，何能期待他们超凡入圣?不如脚踏实地的先从修身齐家、培养人格道德开始磨练。

因为老师不愿意打禅七，所以希望参加禅七训练的人，不免千方百计想些法门，以便把老师拖进来。虽然我们都是些智慧平平的普通禅宗向往者，但经过了禅七训练，都自觉智慧提升，定力略强，故而每逢年底到来，大家都在期期盼望着能有机会参加。

后来事情发展下去，仍然要请求老师拿起香板。所以说，这次是用了些小计谋，与李淑君一吹一打，外加利用了老师的慈悲心，才促成了佛光山的禅七。

打嘴巴公案

这次禅七的行动真够庞大的，台北参加的人们坐了八小时的火车才到高雄，再乘汽车半小时到佛光山。陆续前往共有五十多人。另外是佛光山的出家人约五十人，合起来一共一百人。

佛光山的弟子学生们，展现了十二万分的热忱，协助来办这件事。

陶蕾特地从美国赶来参加。这次的经验，使她回到美国的大学扬眉吐气了。只不过，她并没有挨着香板，她知道了香板真用来打人，只是日本禅师的花样。

学密宗的钟先生也来参加了。猜想为了他的原故，老师在七天之中谈到了许多密宗的学理、修持法门及密宗的特点。许多对藏密有兴趣的，那次也收获颇丰。可惜的是，后来在整理出版《习禅录影》时，后半部的录音带毁损了，无法记录下来。

在这七天之中，负责禅堂秩序并喊口令的，仍是林中治，写黑板的仍是李淑君。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参加禅七，其中有个年轻的男生。特别要提一下。

这个人坐在右边第一排，右半边全部坐的是男性，左半边全部是女性，我坐在左边，也是第一排。

老师则坐在对面中间的座位上。

第三天的时候，那一堂老师正在讲话，看见林中治走到老师面前，轻声的说，那个第一排坐着的男生，全身紧绷，两眼发直，好像出了问题。因为我也坐在第一排，所以听见了这些话。

老师听了，就向那人看了一眼，仍继续说下去。这时大家都注意到了，纷纷望眼过去。老师又说了一两分钟的话，才告一段落，就起身走到那人旁边。

大家都以为老师会摇摇他，与他说话，或叫他放松等等。

岂知老师走过去，二话不说，就左右开弓，打了他两个嘴巴，然后说：“起来活动活动!”

林中治把他拉起来，他好像已被打醒了。

老师若无其事的又回到座位上，继续对大家讲话。可是那惊心动魄的一刹那，却在大家心中震荡不已……这也许就是禅宗棒喝法门的一种吧!

怪不得古人说“大唐国内无禅师”，唐代禅宗大德辈出，是禅宗最盛的时代，可是却说没有禅师，可见一个够格的禅师多么难找。那不是只通学理就行的，是要能应对各种情况才算。故而不是真正彻悟的人，如何能担当禅宗的大师呢?

新书出版

这时期的东西精华协会在忙什么呢?

自从搬到这个地方以来，经常来帮忙的年轻人增多了，古国治大学毕业后，服了两年的兵役，七五年下半年就回来了。另有陆健龄、赖芳如及陈美龄，李蔚亮等，也经常在办公室帮忙。

赖芳如毕业于文化大学，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下班回来，住在三楼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小房子中。记得还有一位冯道元先生，从左营来台北，也帮忙了一段时间。经常坐镇的仍是李淑君。

《论语别裁》在前一年(七五)四月一日，于“青年战士报”连载，那时还是以“论语新义”的标题刊登的。《论语》讲了几千年，但这次是用时代的角度，白话的表达，加以经史合参的空前方式，所以受到很大的欢迎，报纸的订户因而大增。许多人剪贴成册，并转告亲友，闫修篆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剪报。

当时所刊载的，是蔡策先生记录的初稿。由于受到广泛欢迎，造成了非出版不可的形势，也是料所未及的。

到了九月，南老师所讲“历史的经验”暂告一段落，即开始整理编辑“论语新义”，经过了八个月的时间，才以《论语别裁》的书名出版。

与此同时，也开始整理《习禅录影》，这本书中两篇“古记”的记录，是古国治根据录音带整理的。“芳记”是巫文芳的记录，“长记”则是韩长沂所整理，其余“谈记”“遨记”及“集记”，因时间较早，当时系以油印手抄所记录，已不能确知是何人手笔了。

这两本书都在一九七六年春季出版。同年再版的书籍尚有《禅宗丛林制度》、《楞伽大义今释》及第三版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

在这个期间，南老师仍经常应邀到各处讲演或教学。记得一九七五年秋季，曾到台中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多次讲授“隋唐五代文化思想史”。又在国民党中央大陆工作会讲“革命哲学”。一九七六年七月，开始在“青年战士报”讲《孟子》，一直讲到十二月，才把孟子见梁惠王讲完。《孟子旁通》一书就是根据那次所讲，由蔡策先生记录，后来再整理出版的。

另外要特别一提的有两件事，其一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中国广播公司邀请老师讲《易经》；其二是四月开始，假“青年战士报”大厅，开了一门“唯识研究”的课。

不见面的吐丝人

先说“中国广播公司”邀请南老师前往，每周一次，为他们的员工讲授《易经》的事。

到了六月二十四日，已经讲了十几次，尚未讲完。那天南老师到了中广，听到一个刚发布的消息，“中广”董事长换人了。新任董事长是蒋孝武，也就是蒋经国先生的次子。

这个消息对别人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但南老师心中却有了特别的反应。在讲演结束时，老师立刻对听众宣布，因有事要出远门，暂时请假，待回来再来继续讲课。

那段时间，因为我自己工作很忙，未能经常到南老师办公室去，对“中广”《易经》课叫停，并不知悉。直到有一天，一位在“中广”工作的亲戚，打电话来提到这件事，说发现南老师仍在台湾，不知何时能再来“中广”继续给他们讲《易经》。

岂知南老师说：“这事不便明讲，暂时不会再去讲课了。内幕就是因为新董事长换了蒋经国的儿子。”老师后来告诉我其中的道理。他说：

“假如有一天，这位新来的蒋董事长，也来听《易经》的课，下了课又客气的打招呼。再有那么一天，说是经国先生邀请茶叙，请问能拒绝吗?如果拒绝了，使人家难堪，还说我们不识抬举；如果接受了邀请，见了面，人家拜托你为他或为政府说些什么话，写一篇什么文章，你能拒绝吗?真拒绝了，人家有办法对付你，不拒绝的话，从此变成“御用”文人，学术自由没有了，不如躲着他们比较好。”

说到这里，连带要提一件类似的事。有一个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常受邀来台指导科学计划的推动。那个年代，台湾科技很落后，这些科学家们只能短期前来协助，如果长期在台，就与国外先进科技脱节了，所以大都不肯长期留在台湾工作。

但是蒋经国先生对科技发展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急需一位在台领导科技发展的专家，在台推动这项工作。

那一次，这位科学家又应邀暑假来台，说明是短期协助。但当他步出飞机时，忽然看到蒋经国先生在下面恭候。这位科学家心中一惊，知道自己走不成了。他真的留下来了，他对科技发展实有贡献，只是牺牲了个人的选择。

其实，对科学家来说，除了牺牲个人的选择外，不会牺牲科学，所以没有太大的区别。

甚至，对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工作的对象多半是曲籍、文章。就以钱穆先生来说吧，他走着学术的路线，蒋介石及蒋经国先生对他始终甚为恭敬，并没有要求他说什么，做什么。

但是南老师却不同，他自己曾说并非学者，他只是读了各式各样的书，又学了不少杂家的学术，希望把自己的所知所学，在社会上使人们落实于生活，达到知行合一。每个人如都能修养自己。社会的个体分子优秀了，才可能使品格提升。人的品格高了，才会有较理想的社会，人们才能有比较美满的生活。

这种想法与教化，是不能因人而丧失其客观性的，所以，在“东西精华协会”的宗旨中，早已说明不涉入任何政治；换言之，也不可被政治所左右。

南老师常开玩笑似的说，自己办了一个“东西精华协会”，是好玩的，不与任何人合作，以免因意见不合或方式不同而造成不愉快。人与人合作是很困难的，如果是做生意，合作不成顶多是赔钱了事。但文化却完全不同，决不能轻率马虎，更不能成为工具，丧失原则。

南老师不但自认不是学者，许多学者也觉得如此。虽然许多学者承认南老师读过的书比他们还多。说南老师不是学者的原因，是他不太计较学术上的微末细节。

举例来说吧，他常引用错误，在讲演的时候，引用《红楼梦》里的一首诗，他会说成《西厢记》，还不止一次的错引。这对学院派的人来说，是颇为严重的，但南老师注重的是诗本身的意义，至于究竟出在《红楼梦》或《西厢记》，并不是重点。

有人说，以蚕吐丝比喻南老师最为恰当。蚕吃了桑叶，却吐出丝来，可以织成料子，做衣保暖。如果没有蚕的贡献，桑叶永远是桑叶，顶多是中药里的一味。

南老师把他读过的书，学来的各种学术，融化而变成一种教化，使它实用于社会人群，岂不就像蚕吃桑叶而吐丝吗?至于说哪一段丝是哪一片桑叶所变，也就用不着研究了。

说这个比喻的一些人，实际上是别有用心的，他们借这个比喻，骂那些半瓶醋的老师们，说他们好为人师，急于去说法度人，实际上桑叶还没有变成丝，所以虽当了老师，吐出来的不是丝，而是绿水。其实能吐绿水也算不错了，有的还是吃了桑叶吐桑渣呢!

这也是一些人的笑谈而已，录此供大家一笑。

唯识　熊十力　牟宗三

其次再说“唯识研究”这桩事。

南老师讲《论语》，讲《孟子》，讲《易经》，讲《金刚经》，讲《楞严经》等等，都是“讲解”或“讲述”，但是每当讲到唯识，他必定用“研究”二字，而不是“讲解”。

后来我觉察到这个不同，曾向南老师请教，可能是我程度太差的原故，他没有细说。但我以后却特别留意有关唯识的问题。

中国的唯识学，是唐代玄奘法师和他的学生窥基法师贡献一生心力的译作。《成唯识论》本是佛学中极重要的论著，对人类意识有深入的根本探究，但却深奥难懂。

以往这门学问只存在于佛学界，以及寺院的学者中。一方面因为这是玄奘留学印度带回的佛学论著，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前的佛教制度严格，寺院中的出家人，许多都是通达儒、道的学者，他们本身学术水平就很高。

唯识学受到寺院外学者的重视，是始自于熊十力先生。他研究了唯识，并曾在北京大学讲授唯识学。他也著了一部《新唯识论》，对唯识论有所批评。如果不是重视唯识，当然也就不会去研究批评了。

熊十力先生是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按照牟宗三先生所说：自从明朝结束，乾嘉学问(派)形成后，中国的学统就断了。清朝以来，全部的学问都没有了，只剩下“说文”“尔雅”。“说文”“尔雅”能代表什么呢?能代表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吗?都不能。那中华民族的生命凭借什么来应付环境，应付挑战呢?所以恢复这生命的学问，恢复这中国老传统、大汉声光、汉家威仪的，是熊先生；把从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汉家传统重建起来，是熊先生的功劳。

牟宗三先生是熊氏入室弟子，在台港的几十年中，对文化思想的贡献，有目共睹，为大师级的人物。他个性爽朗直捷，作风坦率而有原则。抗战时期，梁漱溟先生提供他每月30元，资助他研究，而被他拒绝了，因为梁氏有附带条件之故。可见他不为金钱或权势牺牲学术原则的风格。

尤为难得的是，他深解老师熊氏的特点与不同凡响处，但并不否认熊氏在学术上也有可争议之处。不像有些门人弟子的人，把自己老师捧得比圣人还圣人，有些人还搞些造神运动，把自己的老师比做神佛之类，而使他们的老师蒙羞。这是题外闲话。

牟先生在师大任教的时期，我家住在师大对面的丽水街。因为每天下班懒于举炊，就参加了师大教职员的伙食团，与牟先生同桌用餐颇久(记得是一九五四年)。

那时牟先生与张平堂，都住在师大第六宿舍楼上的单身宿舍(现在的师大美术系的地方)。师大美术系教授朱德群、马白水、赵春翔三人，则有家眷，都住在一楼，各有一大间。赵春翔是我的姐夫，张平堂又是远亲，那时我又常在师大打网球，所以经常到第六宿舍去。

牟宗三、赵春翔及张平堂三人，都爱下象棋，还时常连下通宵，黎明棋局结束，输家请客吃豆浆油条。

我常在访张平堂时，碰见他与牟先生对弈。可能因为牟先生的影响，张平堂虽是体育系教育，对哲学书籍也产生了兴趣，涉猎颇多。

牟先生后来赴香港大学任教，多年后退休再回台湾任讲座，每逢他有公开讲演时，我一定不会错过。

言归正传，牟先生的老师熊十力先生所写的《新唯识论》，分成两部分，已出版的一部是“境论”，另有一部是“量论”熊氏始终没有写出来。牟宗三先生曾说自己“或可以写出来”，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写出来。

熊、牟二位都没有写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他们治学的态度严谨，不肯轻率下笔。

以熊氏学养之深厚，曾说：“当今之世，讲先秦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胡说八道。”他自信如此，自负如此，但他的重要著作《新唯识论》，却受到不少负面批评。也许为此之故，促使他更有所深入思考，故而始终未写“量论”。

学养了不起如熊氏，对唯识尚且如此慎重，不肯轻易从事，这更说明了唯识学之不易。所以南老师对唯识只用“研究”二字，其慎重也就不难想象了。

不过，牟宗三虽未写“量论”，但在他后来的著作《认识心之批判》及《现象与物自身》中，一般认为，有所论述。

近几十年来，西方心理学家发现，一般认为意识层次的深处有一个“自我”(Ego)，并不一定是意识的底层，似乎还有更深的意识层面，所以有些学者的研究的方向，也伸入唯识论。

依照唯识法相宗的说法，意识不是纯用思想逻辑所能解说的，要自身修证功夫到了，才能真正了解，否则只是名辞的依文解义而已。

无论如何，这些都说明了“唯识”这门学问的深奥，轻率讲述，恐有蚕吃桑叶而吐绿水之嫌，甚至有误导他人之流弊。

老古出版社成立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南老师开始闭关了，预计是两年。

这次的闭关，找不到三十多年前四川峨嵋山上那样的环境；那样的环境遍寻台湾也是找不到的。记得刚来台湾时，假日出外游山玩水，发现台湾山高庙小的特点。走了许多山路气喘如牛，到了山顶大失所望，原来只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台北木栅的仙公庙(供奉吕纯阳的道场)，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社会富裕，捐钱的人多了，才渐渐修建得颇具规模。

所以南老师想闭关，找不到清静的地方，只能采取“隐于市”的方式，就在自己住的二楼闭个方便关罢。

在南老师闭关之前，就准备由古国治接下这个摊子。以前的书，并不是自己出版，因为那时法令规定，杂志社不可以出版书籍，所以势必要成立一个出版社才行。

古国治在银行抵押了他仅有的一间小房子(养母遗留给他的)。用这笔款项，接收了整批的书籍和应付帐款，担起了这个担子。后来老师出关，古国治结婚离去，老师才归还给他。

因为古国治承担了一切业务，当他登记出版社时，老师说：“就用你的姓，登记为“老古”出版社吧!”五月得到批准后，古国治就正式成为老古出版社的负责人了。而东西精华协会的事务，也是由他及李淑君二人联络推动。

这时《人文世界》杂志曾停刊半年，到了九月才重新复刊。

老古出版社在这一年中，出版了《新旧的一代》及再版《禅话》。这两本书都曾在《人文世界》连载。《维摩精舍丛书》也在这年再版，另外还印行了一些赠送的书，如《菜根谭》等。

十月十六日，按照政府的规定，“东西精华协会”召开了第三次会员大会，改选理监事，由协会秘书长杨德祥主持。大会的来宾除了刘修如先生及吴景康先生外，还有“救国团”台北区总干事史济锽，他是史济洋的弟弟。

说到史家姐弟，又牵扯到一些文化上的问题，顺便一提。

因为在莲云禅苑时，史济洋借住在三楼。在学校教书，下课回来也在会里帮忙，她对人和蔼热心，大家都称她为“史菩萨”。

有一次，南老师听说她的父亲是史久光先生，就鼓励她姐弟，整理老先生的著述和遗墨出版。因为史老与蒋百里与杨杰都是日本士官四期毕业，三人都是民国初年的兵学家。

史氏早年曾习儒学，中华文化底子深厚，军事学业之后，又曾赴德国研究哲学，故为文武全才的军事哲学家。

因史氏遗墨多为行划，后由孙毓芹帮忙辨认，完成初步工作。印制出版时尚有以往袍泽张国英将军(曾任“国防部副部长”)、郝伯村将军(曾任“参谋总长”、“行政院长”)等捐资促成。这虽是题外的一章，也表明了南老师对文化的关注，有时真是无微不至。

东西精华协会自成立以来，对于社会公益方面的工作，也是经常参与。其中包括送救济衣物到偏远地区的小学，像乌来、石门、大湖以及各地民众服务处等。也参加赈灾捐款给紧急受难的人们或社会团体，以及育幼院等，并捐赠医药给受刑人等等。

另有一项长期在做的，是资助贫困学生助学金。既是贫困学生，他们忙于兼职解决经济问题，功课是不易优异的，所以并不限制功课是否名列前茅。

在这众多的公益项目中，出钱又出力的，是陈又夫先生。

另有一位焦金堂先生，大陆工作会的副主任，他是听讲《论语》时与老师结的缘。他从一九七七年二月开始，在协会设立了焦氏报恩奖学金，每年春秋两季，定期发放，最初是每年两万元，资助三四个学生，以后又逐渐增加。当时这个数目很够学生用了。焦氏助学金也资助了几个来学中华文化的外国学生。

除了经常性的助学金以外，也还有人提供不定期助学金，视情况而定。慷慨解囊的也有程沧波、汤宜庄、闫修篆、林苍生等先生。

颇为感人的是，有两个学生，接受助学金完成学业后，投入了工作，领到薪水后，也来提供助学金，帮助其他的学生。

举凡这些公益活动，在南老师的领导下，都是默默的在进行。有些设立奖助学金的人，隐去姓名，做了就算了，记事册上只有“张氏助学金”等字样。而张氏是谁已无法查考了。

另有老师早期的学生沈翰初，英年早逝，却遗交五十万元作为社会福利基金，由陈行夫先生转来。二十多年前的五十万元，还真是笔大数目呢。

阴阳五行

南老师闭关后，这年的九月，我前往美国去了。从洛杉矶开始，一路行去，在East Lansing陶蕾家住了一周。

这时陶蕾仍在伊利诺州大学博士班进修，住在她家的时候，看到了一本书，是哥伦比亚大学编印的东方文化教科书。信手翻去，看到一章是介绍阴阳五行的。因为我曾在阴阳五行这门杂学上花过一些时间，不免就要看看美国人是如何解释的。

岂知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因为连最基本的东西都错了。举例来说，十天干的五行属性，排错了，以致庚辛本来是金，在这本书上变成了木，诸如此类。再看编这本书的人，名字有许多是中国人。如果是美国人编的，错了也难怪，既然有中国人在编辑群中，为什么会错呢?陶蕾说得妙，她说在美国的中国学者，都是儒家、哲学、历史这一类的，对于道家这一套，他们可能也不懂。我好奇地问她，当初你选这门课时，教授讲到这里时，如何讲解呀?

陶蕾说：“教授不讲，叫我们回家自己研究。”

中华文化实在浩翰渊博，连中国人自己都弄不清楚，也就难怪外人了。

后来陶蕾建议我，写封信去哥大纠正，他们一定很感激你的。我原本也想这样做，后来想，多数中国人都不懂，何必苛求他人呢，也就懒得管闲事了。

冬天的几个月我住在纽约，那时吴爽熹已经从法国到了纽约，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巧的是，周勋男也在一年前到美国攻读心理学硕士。他是在印地安那州的博尔大学，因是寒假期间，也到纽约来了。

另有一位钟绍桢先生，是朱文光的朋友。他在纽约工作多年，熟悉环境，就约了我和吴爽熹、周勋男四个人一同，由他开车，前往纽约市北边的一个大乘寺游玩，顺路又去日本禅师所主持的一个禅院参观。

这位日本禅师的太太是美国人，当初也是他的弟子。我们到的时候，禅师下山去了还没有回来，有人带领我们各处参观。这个禅院在山上，没有中国寺庙的热闹气氛，而有一种修道院的感觉。日式木造房屋，座垫是黑色，当然到处是日本的设计，却很恬静淡雅。

日本这个民族，很会吸取他人的文化精华。有人认为日本的茶道、剑道，甚至禅道，都将一些禅宗的高尚韵味渗入了生活中，也算是发扬得好的一面。不像中国的，越来越俗气。至于说禅的最高处，则就不必深究了。

我们去的那天，雪深半尺，虽已放晴，路滑难走。下山时碰见禅师上山，两车交会时，还纠缠了一阵子。

美国的禅宗

看到了美国的日本禅院，顺便也说一些那年我所看到的美国禅宗大致状况。

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卡普乐(Philip Kapleau)和他的著作《禅门三柱》(The Three Pillars Of Zen)。

卡普乐本是“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二次大战后审判纳粹战犯的盛事—纽伦堡大审，他是被派往采访的记者。

残酷的战争和史无前例的战犯大审，常会激发人类对生命的另类思考。卡普乐后来放弃了记者生涯，前往日本追求禅宗对生命的悟境。他在日本的十二年中，追随过三位大禅师，后来编写成这本《禅门三柱》，“三柱”就是三个禅师的意思。

这本书是一九六七年在美国出版的，造成不少的轰动，认为在西方哲学领域中，是一种突破。许多大学哲学及心理学系。多指定《禅门三柱》为参考书。后来我的一个晚辈在美国大学修心理学，特别多买了一本书寄给我。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由于铃木所著有关禅宗的英文书籍掀起的旋风，就有不少禅宗爱好者，陆续在美国英国出版了一些英文书籍。其中有些是翻译中国禅宗祖师语录，如John  Blofeld把黄檗禅师及大珠慧海的语录译成英文；陆宽昱(Charles Luk)则翻译了虚云老和尚的禅七开示和《楞严经》。

陆宽昱是中国人，生于一八九八，他是虚云的弟子，六十岁才开始翻译工作的。他虽是中国人，但他的英文译本甚受肯定。

其他有关禅宗的著作也很多，或把公案机锋翻译成英文，或自我心得等，都仍限于学术研究的范畴。

惟有卡普乐，是第一个在日本修学十二年的美国人，真正实际磨练而将大师们的经验与心得编成了《禅门三柱》。

这本书的价值如何，在此不作评论。但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这与一个西方人十二年修学的感觉和见解有关。他的这本书激荡了西方的哲学思想界，开启了另一扇生命科学的探究之门。

正在这个时候，美国社会兴起了“嬉皮”运动。嬉皮们由不愿从军打仗而反越战。接着由反越战发展为反传统，要求言论自由(Free Speech  Movement)简称为FSM。后来言论(Speech)的S又解释成性(Sex)，变成争取性行为的自由了。

这些嬉皮们，自由的放荡，自由的服用迷幻药、大麻等，他们漫无标准的追求自由。听说参禅打坐是自由解放，但见山坡边，草坪上，一群年轻人，低眉闭眼的盘腿散乱的坐着，一时蔚为风尚。这些年轻人否定了传统，但又不知道前途，于是就寻找一些以往不知道的东西，有些人则来到台湾。

记得在莲云禅苑四楼的时候，常有些美国年轻人来找。有一次，刚好我在那里，临时充当翻译。那个来访的美国青年说要学禅宗，南老师回答他的问题，却直截了当的问他：“你是不是服用迷幻药?”

他说以前曾有，南老师又说：“你如果不立刻戒掉，会死得很快!”

南老师开门见山，不假辞色的说法，使我感觉很难堪，但也只好照实翻译。那美国青年听了以后，表情木然，我心中反而很觉沉痛。

他走后，老师说：“看他的眼神，已经一半精神错乱了，是时代的人渣，真够可怜。”

嬉皮争取的性行为自由，直接被色情行业发展了起来。色情媒体泛滥成灾，影响所及，不仅是美国自己，世界上许多国家社会，均蒙受影响，而且愈演愈烈。

卡普乐及另外许多日本禅师们，在美国各有自己的基地，定期举行禅七修持。参加禅七的人不算太多，因为美国人忙着赚钱，能够抽空参加一次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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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南怀瑾专辑》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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